前 言
1922年秋，在中國廣州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孫文的主導下，採取「聯俄容共」
的政策，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5年春，孫文病逝，國民黨陣營中有關「容
共與否」的路線之爭搬上檯面。反對容共的「西山會議」派，後來被迫離開廣州國民
黨陣營，另立黨中央。路線之爭初啟，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因在黨內資
歷尚淺，地位未尊，乃倒向主席汪精衛（兆銘）一邊，公開擁護汪主席的「要革命的
，向左轉」的號召。1925年9 月13日，蔣介石甚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
員選舉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段「反對反共」的談話：
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絕不是
隨隨便便是了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
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
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
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參加共產黨。這是什麼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
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
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
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
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
蔣介石在說完以上這段話的半年後，態度丕變，開始「反共」，爆發「中山艦事件」
（1925年3 月20日），與主席汪精衛形同對立，進一步掌握更多實權。再過一年，勢
力發展到南京、上海後，公開違抗還在聯俄容共的黨中央，開始雷厲風行地「清黨」
，捕殺成千上萬的共黨人士，並釀成「寧漢分裂」，開始他的「反共抗俄」的歷史事
業。
在短短的一年半載之間，蔣介石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知其改變的
主要原因，不是認知態度或思想觀念的改變，而是基於政治權的考慮。
政治人物基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在政策或言行上儘管前後矛盾，但前後都各有
一套「理論基礎」。當蔣介石不反共的時候，反共的人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都是「假的
」；當他要開始反共了，則不反共的人也違背了「真正」的三民主義了。「真」「假
」之間，完全存乎政治權力的轉變，而不是對知識思想的認知。因此，說穿了，這種
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實則只是一套如Henry Tudor 所說的「政治謎思」
（Political Myth）（或譯「政治神話」）而已。
1949年底以後，敗退來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再度打起「反共抗俄」的旗幟。從
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
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
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
治謎思」。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
權被中共（蔣氏稱之為「匪」）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
共甚多，如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
，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如果
有誰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
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
，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
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
1969年，被蔣政權指為「甘做俄寇鷹犬的漢奸」的中共，為了中俄邊界問題，爆
發了「珍寶島」事件，與蘇俄發生軍事衝突。此事無異扯破了蔣介石給中共戴的「漢
奸」大帽子。此後直到今日，過去被蔣介石指為「漢奸」的中共，表現出的「中華民
族主義」的氣燄，並不下於當年蔣介石所標舉者。撫今追昔，更足以說明當年蔣政權
的「反共抗俄」的種種宣傳，委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謎思（雖然中共當局所散佈的「
中華民族主義」也是另外一套政治神話。）
台灣人民在蔣政權的政治謎思中，渡過悠悠數十載歲月，蹉跎不少時光，犧牲不
少生命，浪費不少國力……。雖然台灣進入九○年代後，政治已逐漸轉型，甚且已被
國際間肯定為「已進入完全自由的國家」。「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已經進入歷史，
但是，當年效忠在蔣政權之下發誓要「消滅共匪」的人，如今卻與中共北京當局隔海
唱和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來繼續蹉跎台灣人民的建國時光，腐蝕台灣人
民的建國意志，其至內外聯手夾擊台灣人民的建國力量。真不知道今天的他們，如何
與他們當年的歷史對話？台灣處於今天的內憂外患中，當年的歷史，就更具教育的意
義。
因此，我們選擇這個如今已被拆穿的政治神話為主題，回顧當年台灣在這個政治
神話的輻射中的歷史痕跡。有關「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的史料，非常龐雜，本專題
僅以舉隅的方式，從龐雜的史料中，舉一些抽樣代表，借供參考。
至於「反共抗俄」政治神話的史料，所指為何？說明此問題之前，容我再贅言「
何謂史料？」的問題。簡單說，所有研究歷史所必須參考、根據的種種材料，就史料
。這些材料，並沒有一定的形式，不論是一片瓦礫、一塊骨頭，一本帳簿、一封信函
、一張戲票、一篇日記、一段課文、一紙便條、一則傳說、一句諺語、一通電報、一
幀照片、一個玩具、一件衣服……，只要它能讓歷史研究者從中了解過去的歷史內容
，它便是史料。因此，史料幾乎無所在，端在歷史研究者憑其卓見、憑其需要而發現
。而且史料是相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的，世上並非有一種叫做「史料」的東西客觀存
在著。因此，當我們透過「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這一主題去追尋時，除了官方文書
檔案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民眾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的材料中，發現
其無所不在的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