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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系列A: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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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二二八_沈秀華序
[目次][張文義序][沈秀華序][張炎憲序]
文/沈秀華
第一次作二二八事件採訪,是九○年二月噶瑪蘭雜誌要製作二二
八事件四十三週年專輯的時候。當我結束第三個見證者的採訪,正是
一個陰冷飄雨的午後,這是蘭陽典型的冬日,我佇立站牌下等候公車
,心裡有股清明的力量在說話,我願意以我的能力來認識台灣這塊土
地。
曾經做過其他調查採訪工作,從沒像二二八口述歷史採訪,在過
程中要面對更多的疑懼與傷痛。但是無論受訪者或採訪者都在這段互
動中成長。受訪者從驚懼到信任、主動提供資料,甚至還成立宜蘭二
二八關懷聯合會,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三萬人之多的二二八事件中,目前出面的
受難者家屬只佔極少數,其中多數又為菁英者的後代。在生命價值不
因階級有貴賤之分的理念下,來自各階層受難家屬組成的宜蘭地區三
一八關懷聯合會,正是鼓勵其他家屬勇於站出,也希望社會大眾更要
關心那些當年沒沒無聞、不明不白就犧牲的受難家庭。
至於我個人,不僅從訪談資料中,對事件延伸更多的思考,也實
際﹁領教﹂口述歷史方法學的難處。
在台灣,口述歷史工作仍屬起步階段,未建立起可循的方法學。
在我們這次工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記錄?以何種語言記錄
?我們的受訪者幾乎都以閩南語口述,在目前閩南語文字系統未定,
使用也未普偏下,到底是該忠於訪談過程,保存其口語,或者為方便
讀者閱讀而採用北京語系文字記錄。個人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遭遇極深
的困擾,從最初直接保留其口語來完稿,又以北京語文字改寫過二、
三次,最後仍以初稿為底本,因應電腦打字無法顯示全部的閩南語用
字,而作小幅修正後定稿。
經過反覆的討論、改稿後,個人仍然認為口語記錄方式,較能傳
達訪談的情境,受訪者的形象與文字呈現間的距離被拉近了。因此我
個人整理的篇章中,仍保有閩南語言習慣和用字,當然這中間閩南語
用字容有爭議,記音整理下,文句容有不完整,這些問題的顯現,是
我個人目前能力下未能處理好的,卻是值得台灣歷史文化關心者來深
究。
檢視二二八事件,是認識台灣近代史一把極重要的鑰匙。當多位
受訪者談及,台灣社會辦事塞紅包,是四五年中國官僚體制來台後才
有的現象,我猶記得聽到此話久久驚訝的神情。在觀念中,我以為那
是台灣﹁固有文化﹂。了解台灣與中國首次深入接觸的經驗,幫助我
們知道台灣過去是什麼?四十年來是什麼?未來要什麼?並且釐清未
來兩岸的關係。
主導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力量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中國
政權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其內容、精神與要真正獨立成一個國家
是有差距的,這是目前受討論的議題。以士紳為主體組成的委員會與
中國政權間是採取談判路線,而街上遊行、上山打游擊的又以普羅階
級組成。因階級不同而有行動的差異,也許因主導時局的不同,歷史
也有不同的結局。當然,歷史無法重來,也無法假設,然而這樣的反
省,是否可提供目前仍有路線之爭的反對陣營一個思考點?
另外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組織、動員能力之快速,其模式如何?
與日據時代的組織有何關連?這股力量被打壓後,是真的煙消雲散,
或在民間社會內轉換成其他勢力、力量在伏流?並且對後來的反對運
動在意識、組織上有何影響?若從歷史的縱向來觀察台灣反對運動,
上述的問題意識值得再釐清。
一次訪談中,一位受難家屬無法釋懷父親受難後,母親與一名男
子在生活上互相照顧的事實。由這位受訪者無意中流露的神情,我開
始注意起女性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
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力扶
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見證者蔡燮基的母親在軍隊深夜包圍住宅,找不到她丈夫,抓走
她的兒子後,變得精神異常,常常喊:﹁兵仔來啊!兵仔來啊!﹂陳
成岳日籍遺孀絕口不提二二八,怕見生人,怕見人多。受難者林蔡齡
的兒子林哲信,提起他已辭世的母親:﹁伊真堅強,但是二二八事件
再怎麼平反,也無法度彌補阮老母一世人的傷心。﹂張雲昌的遺孀張
楊純咬緊牙根把孩子帶大,四十年來不談二二八,也不希望自己的孩
子﹁插﹂政治。賴阿塗的妻子,在先生受難後,拒絕別人好意要來分
養她的孩子,也拒絕再嫁的機會。
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的遺腹子郭勝華女士,靠著相片來認識她的
父親;賴阿塗的長子賴辰武先生,每次從遠遠的路上,望著用紅磚塊
做記號的父親的墓,心中有著不滿;死裡逃生的林金春先生,自己避
著不敢與朋友交往。
無論從女性角度或是遺族立場,每一篇整理都是口述者一生難以
彌補的痛。個人深切認為這種口述工作,不僅幫助我們認識事實,也
提供豐富的研究、創作體材,將來二一八研究,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責
任,更需要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文學家的參與。
感謝一年多來受訪者對我們的信任與協助,這份記錄的完成是建立在
你們的血淚上,也謝謝張炎憲老師,出於對台灣的愛、對史學工作的
認知,熱誠給予我們指導。一年來與文義兄的合作,是個真誠的互動
,另外要提起的是,若沒有噶瑪蘭雜誌多年來在宜蘭持續挖掘二二八
事件,我們的工作一開始也不會如此順利。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在
我﹁算電線桿﹂的這半年多來,給予我最大的包容與空間。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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