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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_系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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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評論_《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
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
文／何義麟
一、前言：重新尋訪左翼言論之軌跡
《政經報》與《台灣評論》是戰後台灣相當具代表性的雜誌，前者是
台灣本土智識份子的喉舌，後者為半山所創辦的刊物。在此將兩種刊物相
提並論，不僅是要凸顯對比效果，實際上兩者也有密切的關連。第一，在
時間上兩種刊物具有連續性。《政經報》發行期間自1945年10月25日至19
46年7月，《台灣評論》則緊接著自7月發行至10月，兩者合計達一整年，
而這一年正是戰後台灣最關鍵性時刻。第二，兩者皆為左翼人士創辦主持
之刊物。由於蘇新與王白淵同時參與雙方的編輯工作，再加上其他左翼文
化人的參與，兩刊物同時反映了當時左翼人士之政治理念。《政經報》為
半月刊，《台灣評論》是月刊，雖然在脫期嚴重的情況下僅發行了短短的
一年。但從這兩份刊物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活動
與台灣社會的動向。
為重新賦與兩份刊物適當的歷史評價，必須深入探討兩份刊物與當時
左翼言論活動之密切關係。左翼智識份子對陳儀政府的批判，並未因《政
經報》與台灣評論之停刊而中止。蘇新與王白淵另外結合一批左翼青年，
在1946年10月15日又創刊了《自由報》，這份刊物持續至1947年 2月，因
二二八事件而停刊。由於尚未發現《自由報》原版，無法一併討論。但是
，從該刊被查禁與記者回憶文中，可以推斷，《自由報》延續了《政經報
》與《台灣評論》的異議論述與批判精神，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左翼刊物。
要瞭解台灣左翼勢力的再集結與瓦解的歷史過程，必須將三份刊物一
併檢討。另外，三份刊物中所一貫強調的自治理念，也反映到「二二八事
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然而，事件後的鎮壓與屠殺，不
僅是左翼人士的言論被封殺，各種報刊也被查禁，言論之自由完全喪失。
批判性媒體的存在是市民社會成立的要件，戰後短暫的言論自由時期，各
類刊物競相出刊，可謂百家爭鳴，顯示台灣社會原本具有發展健全市民社
會之契機，然而終僅淪為曇花一現。二二八事件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使
得這個市民社會發展之契機也同時被斬斷。
《政經報》、《台灣評論》與《自由報》的負責人與主編，包括陳逸
松、林忠、李純青、蘇新、蔡慶榮等人皆有訪談或回憶錄，交代當時創辦
刊物之經過，欲瞭解兩刊物出刊之經過並不困難。然而，由於當事人之記
憶常有錯誤且各偏執一方，因此必須詳加綜合比對，才能釐清歷史的真相
，免受當事人之誤導。兩本雜誌之所以值得重視，主要是其內容具有相當
強烈的批判精神，對國府的統治政策提出異議，充分反映出當時陳儀政府
與台灣社會的對立關係。因此，本文除了探討其創辦過程，同時也要更進
一步地分析兩種雜誌之作者群與文章內容。經過戰後五十年的沈澱，重新
閱讀這些刊物時，應該可以用較寬廣的角度，來審視《政經報》與《台灣
評論》的史料價值。
二、《政經報》與本土左翼份子之集結
《政經報》的靈魂人物是陳逸松與蘇新，該報由陳逸松出資創辦蘇新
負責主編。從＜蘇新自傳＞與陳逸松接受葉芸芸的訪問中，亦可證實此點
。由於兩人屬左翼團體的同志關係，因此要瞭解《政經報》的創辦過程，
必須回顧兩人參與台灣左翼團體之經過。
1920年代，因左翼思潮抬頭，台灣東京留學生團體的台灣青年會內的
左翼學生，在1927年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部。隔年，祕密組織的研究部奪
取青年會主導權，獨立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會。彼時正在東京求學的蘇新與
陳逸松同時擔任該會委員，兩人並成為相互信賴的同志。蘇新是左翼運動
的健將，他自1927年開始主編左傾後「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刊物《台灣
大眾時報》。1928年，蘇新參加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不久即返台投入黨
組織發展的工作，直到1931年被捕為止。1943年，蘇新服刑12年後出獄，
回到台南故鄉就業。
日本戰敗投降後的1945年 9月，蘇新在陳逸松的邀請下到台北，兩人
在與各方友人商量後，決定組織一個「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並發行《
政經報》。蘇新因戰前曾編輯《台灣大眾時報》的經驗，接下《政經報》
主編的工作。
戰前，陳逸松除了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之外，並未積極介入左翼運動
，而且他在學成返台後成為開業律師，1939年當選台北市會議員。陳逸松
對文化出版事業似乎頗為熱心資助，1942年曾資助作家張文環創辦《台灣
文學》。戰後，陳逸松再度出資創辦《政經報》，該刊原本是要做為「台
灣政治經濟研究會」之機關刊物。他除了找來蘇新負責刊物之外，還邀集
顏永賢、王白淵、胡錦榮、陳炘、陳逢源、王井泉等人參與研究會。但由
於該研究會並無具體活動，《政經報》遂成為單獨的雜誌事業。《政經報
》之經費與編輯辦公處所主要由陳一人提供。該刊出版之動機據蘇陳兩人
皆稱：日本勢力退出後，台灣政治經濟生活將會有很大的變化，面對這樣
的變局，對於政治經濟各方面問題要加以深入研究，方能建設新台灣。
現存之《政經報》半月刊，其發行期間是自1945年10月25日到隔年 7
月25日，由於 2月的第2卷第3期以後嚴重脫期，共計發行11期。12月出版
的《台灣一年來之宣傳》（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記載該刊已停刊一
個月，7 月25日以後是否繼續發行無法確認，在此暫時以這11期為討論對
像。《政經報》創刊號應是由陳逸松主編，除創刊詞之外，僅轉載有關三
民主義提要與蔣介石之文章，可以說是草率出刊。11月10日發行第 2期，
有幾篇重要文章。包括陳逸松撰寫的社論，王白淵的回憶錄，賴和的獄中
日記等。陳逸松在社論中強調，糧食問題與金融問題是當前緊急課題，證
諸二二八事件前的局勢，其論點確實頗有見地。《政經報》也連續刊載，
該社主辦糧食問題對策與金融問題對策座談會之記錄。
第2期編輯後記署名蘇新，但是否由他主編，還無法確定。
第3期到第5期可以確定是由蘇新主編。在蘇新主持下，《政經報》開
始批判政府，包括陳儀的用人政策，財經政策等。另外，對左翼的動態也
特別加以留意，這方面可以從＜政經日誌＞中看出來。例如，對日本社會
黨或工會組織，工運與左翼文化活動皆詳盡報導。根據蘇新自傳，＜政經
日誌＞與座談會記錄皆由他所撰寫。
由於能用中文流利寫作的台灣人太少，蘇新除負責編輯之外，還要大
量撰稿並擔任翻譯。掛名的三名編輯之中，除王白淵在上海居留約 4年，
能用中文寫稿之外，日本大學畢業的顏永賢與日文記者胡錦榮皆不會書寫
中文。因此，第 4期起林金莖正式加入，成為編輯委員。林金莖接受筆者
訪談（1996年 9月13日於林宅）時表示，他是受陳逸松之邀加入《政經報
》編輯工作。林金莖之漢學基礎豐厚，第2期就以文言文發表 ＜新台灣如
何建設＞，隨後還發表兩篇評論性文章。
他自公學校高等科畢業，通過教員考試後曾擔任國民學校教員，並非
如陳逸松所說的不懂日文。其兄林精鏐（號芳年）以日文創作現代詩，是
鹽份地帶著名的新文學作家。
1946年1月起，《政經報》繼續發行第2卷，第1－4期依然掛名蘇新主
編，實際上應有部份由陳逸松負責。因為1946年起蘇新已離開政經報社，
出任《人民導報》總編輯。《人民導報》在該年元月 1日創刊，是一份真
正由左翼人士經營的報紙。蘇新的離開，對中文寫作人才缺乏的《政經報
》，應該是一大打擊。撰稿人才的不足，使《政經報》出現許多轉載的文
章。轉載文章雖有部份已載明出處，但其中「半山」人士的稿件皆未註明
，容易令人誤認為《政經報》所邀之稿。
事實上，謝春木、連震東、李萬居等半山人士的文章都已發表於重慶
出版的《台灣民聲報》，這些文章皆完稿於1945年10月以前，訴求的對象
是國府之官員。另外，宋斐如＜民族主義在台灣＞是摘錄原題＜如何收復
台灣──血濃於水台灣必須收復＞一文之部份，該文1943年 7月發表於中
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編《台灣問題參考資料集》第 2輯。如果去除各種轉
載文章，《政經報》獨家的稿件並不多。儘管如此，該刊還是出現了不少
文章值得重視。例如，呂赫若的小說＜故鄉的戰事＞應該是他首篇中文小
說。王白淵的＜告外省人諸公＞，是反駁台灣人奴化說之代表性文章。台
南縣教育科長楊毅的＜論目前中國政治的頹風＞，是少見由外省官員撰寫
之批判文章。
《政經報》的第2卷第5-6期，其內容風格有很大的轉變，兩期分別於
5月10日與7月25日出刊，主編改由社長陳逸松兼任。但是，實際上負責編
務者應該是以蔣瑞仁為筆名的蔣時欽。陳逸松提到，蔣時欽此人曾寫了不
少有關自治的文章。蔣時欽是蔣渭水次子，抗戰時期居留上海瞭解國共鬥
爭情勢，是少數能以中文撰稿的台灣青年，戰後蔣時欽才自上海返台並擔
任《民報》記者。而《政經報》中有一篇＜向自治的路＞的文章，作者署
名蔣瑞仁，文中提及自己是戰後才從上海返台。綜合以上各種跡象可以推
斷，蔣瑞仁即為蔣時欽的筆名。
這兩期中，蔣瑞仁分別發表＜向自治的路＞與＜憲政運動與地方自治
＞二篇文章。另外，署名「仁」之＜編輯後記＞，從內容可以判斷是蔣瑞
仁所撰寫。這兩期不僅有自治論述的文章，並分別刊出「政治協商會議特
輯」與「美國憲政研究特輯」，使該刊明顯成為政論性刊物。由這兩期刊
物風格的轉變，以及編輯後記中蔣瑞仁署名，筆者推測蔣時欽擔負了大半
編務工作。在編輯後記中，蔣時欽憂心台灣現狀，對於當前政治腐敗社會
混亂，他說：「我很怕，若這樣下去，台胞不是患了精神衰弱，則會有爆
炸的一天」。談到解決之道時，他強調：「打倒官僚政治！爭取民主政治
！實現地方自治，即縣市長民選以及省長民選！我們結論是這樣，前號如
此，此號如此，達到實現民主政治以前，永遠不會變的」這項自治要求是
戰後台灣社會對抗陳儀政府主軸，往後也成為左翼人士最重要政治主張。
由上述情況可知，蘇新與蔣時欽是決定《政經報》言論方針的中心人
物，兩人又分別投入其他左翼刊物的編輯。因此，《政經報》基本上可視
為本土左翼人士之雜誌。再以時間前後順序來看，戰後左翼文化人之言論
活動，最初以《政經報》為據點，其次集結於《人民導報》，最後才有《
自由報》。因此，要談論戰後本土左翼人士的言論活動，絕不能忽視《政
經報》之存在。
三《台灣評論》與半山勢力之分化
《台灣評論》是半山人士所創辦的雜誌。根據《台灣新生報》1946年
1 月19日報導，旅居京滬之本省有志人士，為提高台灣同胞之民族文化水
準，在上海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成立「台灣評論社」。報導中說明，該
社在1月8日成立股東大會上，選出劉啟光為董事長，丘念台為董事兼社長
。另外，聘李純青為編輯主任，周天啟為業務主任。成立大會上也決定，
2月1日在台北發行《台灣評論》半月刊。但這項雜誌發行計劃並未順利實
現，創刊號要到7月1日以月刊型態問世，發行人由台灣廣播電台台長林忠
擔任。
《台灣評論》創刊號出版後，立刻引起一陣騷動。8月5日《人民導報
》報導，由於該刊批判國民黨，並遭省黨部查禁，造成「奇貨可居」的現
像，每本定價15元的《台灣評論》，市面上價格漲到40元。創刊號雖遭禁
售處分，但《台灣評論》仍維持到10月，共計發行 4期。12月出版的《台
灣一年來之宣傳》中，載明《台灣評論》是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令予以停
刊。蘇新說停刊的理由是主編人李純青不在台灣，是否以此理由為藉口來
查禁，無法確認。但真正的理由，應該是李純青所說，刊物之言論內容不
見容於省黨部。
依照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說法，《台灣評論》是「台灣省憲政協進會」
之刊物，而「創刊號出，異黨作品，赫然刺目，反動言論連篇累牘，余不
勝駭然」。因此，他面告林忠停止銷售，並要求將創刊號收回。林忠與丘
念台答應下期注意改進，但不願將雜誌回收，兩人毫無反省的態度，遭李
翼中怒斥。結果，創刊號依然繼續銷售，不妥之部份僅以塗黑方式處理。
根據蘇新與李純青的說法，創刊號遭查禁的部份，主要是李純青在文章中
稱讚新四軍，這篇文章應該是創刊號中李純青所撰＜中國政治與台灣＞一
文。另外，創刊號的「政治協商會議特輯」中，還將共產黨的「和平建國
綱領草案」當作決議案刊出，這應該也是省黨部無法容忍之處。
李翼中指責《台灣評論》出現親共言論，尚屬事實，但該刊並非如他
所說的是「台灣省憲政協進會」的刊物。憲協是以半山為核心之團體，19
46年10月才正式成立。《台灣評論》是一部份半山所創辦的雜誌，並非憲
協發行之刊物。此外，半山人士都有各自的政治觀點與勢力，故並非全體
半山皆參與台灣評論。李純青自稱是比較超脫公正的調停人，能獲得到半
山各方面勢力所接受。但是，《台灣評論》並沒有因李純青出任主編，而
得到全體半山之支持。正如李純青所說，《台灣評論》由劉啟光集資創辦
，實際上該刊應該是在劉啟光掌握之下。劉擔任該社董事長，而且創刊號
中的18則廣告，半數是新竹縣（含今桃竹苗三縣）機關行號之廣告，當時
新竹縣由劉啟光擔任縣長。由此可推斷，至少在資金籌措方面，劉啟光有
絕大的影響力。
劉啟光在半山的對立關係中，自成一系，因此《台灣評論》參與者之
人脈關係也是以他為中心。半山的對立關係是以台灣革命同盟會為中心，
對外與台灣黨部明顯對立，內部有重慶本部與南方執行部、北方執行部（
台灣義勇隊）的三角緊張關係。劉啟光與林忠、丘念台皆屬台灣黨部系統
，同時劉林兩人共同參與國府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故交往匪淺。另外
，劉啟光即戰前農民組合的幹部侯朝宗，1930年代潛赴大陸才改名換姓，
其左翼團體出身的背景，應是台灣評論出現大量左翼言論的原因之一。半
山之中除擔任國府軍政官僚人士之外，有不少是像劉啟光這類左翼份子。
林忠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台灣評論》在台實際負責人是周天啟，
蘇新也提到周天啟是創辦人之一。周天啟是1920年代活躍的左翼份子，曾
擔任左傾後台灣文化協會幹部，1930年代曾於上海經商，後任福建泉州培
原中學教員，並參加台灣革命同盟會。戰後周天啟返台，1950年當選彰化
縣議員，1951年當選臨時省議會議員。如前所述，周天啟是出任《台灣評
論》營業主任，實際上是扮演何種角色？是否介入編輯工作？皆無法得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與劉啟光同為半山中的左翼份子。從這樣的人脈
關係來看，《台灣評論》不僅可視為半山之雜誌，更明確地說，應稱為半
山中左翼份子之刊物。
從刊物內容方面來說，《台灣評論》也深具左翼色彩。該刊主編李純
青是《大公報》記者，實為祕密共產黨員，他的文章嚴厲批判國府之統治
。另外，還有著名左翼文人郭沫若的＜反內亂＞，王芸生＜中國時局前途
的三個去向＞等批判性的文章。台灣左翼人士李偉光發表＜略論目前台灣
土地問題＞，楊逵、張信義、林碧梧等人參加該刊主辦的座談會。其他，
該刊 4期採用版畫做封面，兩幅是活躍於台灣的大陸左翼人士黃榮燦之作
品。再加上，蘇新與王白淵擔任該刊翻譯編輯，各種跡像都顯示出《台灣
評論》是左翼言論活動的據點。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本大陸左翼文人與台
灣左翼勢力結合的刊物。這種雜誌當然無法免於被查禁的命運。
《台灣評論》被查禁後，該刊之中心人物劉啟光也卸任新竹縣長，出
任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到華銀後，似乎與左翼活動漸行漸遠，二二八
事件期間，他所扮演的角色頗受非議。此後他的動向與本文無關，不予討
論。另一方面，台灣評論社
並未因雜誌停刊而完全停止活動。1947年元月 1日，該社發行上海出
版的《時與潮》雜誌台灣版。該社似乎企圖透過這項出版活動先借屍還魂
，進而將《台灣評論》復刊以重整旗鼓。《時與潮》雜誌台灣版發行狀況
尚待查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台灣評論》的復
刊未能實現。
雜誌發行量決定其社會影響力。有關《政經報》與《台灣評論》的發
行份數，目前尚無確切之數據，因此只好以筆者估計之發行量來談其影響
力。戰前台灣人發行之刊物，少量發行的文學刊物約 500本，大型雜誌皆
號稱達三千份，故筆者估計《政經報》最初印量約三千份左右。《政經報
》在第 2期，刊出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朴子之寄售處，以這種
全島性的行銷網來估算，應該有辦法銷售這三千本雜誌。《台灣評論》由
半山人士主持，有力的政經背景下，其發行量應高於《政經報》，約達六
千份。《台灣評論》在第 3期刊出廣告，招募各地經銷處並徵求一萬份基
本訂戶。要設定這種目標，印量應該有六千份。在戰後的台灣社會發行達
三千到六千份的雜誌，如果銷售狀況良好，應屬深具影響力的雜誌。這種
估算僅供參考，實情尚待查明。
四、左翼刊物政治論述之轉化過程
戰後台灣社會充滿活力，出版言論活動盛況空前，《政經報》與《台
灣評論》是較具有代表性的刊物，不少台灣智識份子競相在此發表意見。
最初這些建言內容雖與當時統治政策有所差異，大致尚屬溫和。然而，戰
後台灣政治腐敗經濟日漸蕭條，智識份子的言論逐漸轉為嚴厲的批判，尤
其是左翼份子積極投入出版言論活動後，媒體的批判言論日趨激進。
戰後紊亂的社會現狀，使左翼智識份子對統治當局的批判，皆非無的
放矢，而是有效的針砭建言。這些左翼刊物，成為省黨部全力打壓之對象
。主委李翼中說：「《人民導報》與《台灣評論》均為同志所創辦而反為
異黨所操縱，迭予嚴切糾正，終不能改」。據聞省黨部也向陳逸松要求參
與《政經報》的編輯會議。李翼中同時也要求陳儀抑制「共產黨之宣傳攻
勢」，但陳儀卻答稱，只要無越軌行動，各黨派言論儘可自由。李翼中則
強硬地主張：「俟有越軌行動，然後謀之，恐傷元氣」。事實上，台灣的
左翼團體，包括台共或新文協等都有路線鬥爭而分裂的歷史矛盾，對立關
係並未修復，難以重建。加上，陳儀來台後制定人民團體組織法，限制了
左翼團體的活動。因此，戰後台灣左翼團體既未有重建，也無具體的組織
性的活動。戰後台灣本土左翼人士活動，可說幾乎都集中於媒體言論界。
從《政經報》在戰後短期內即迅速創刊可以看出，本土左翼份子欲掌
握媒體言論之企圖。1946年元月以宋斐如為中心，包括本土與大陸來台之
左翼人士正式匯流，共同發行《人民導報》。《台灣評論》與《人民導報
》類似，也是本土與大陸左翼人士合作的另一個例子。而兩者共同的特徵
是，皆以半山為中介來進行合作。真正完全由台灣本土左翼人士掌握的刊
物，應該是《自由報》週刊。根據該刊編輯吳克泰之回憶，《自由報》在
1946年 5月即開始籌畫，蘇新、王白淵、蔣時欽、孫萬枝、徐瓊二等人皆
為主要成員。這些成員幾乎都在各大報社擔任記者或編輯的工作，甚至前
述兩種刊物也是由這些人編輯。這種情況下還要創辦新刊物，顯示這群人
具有掌握言論方針的企圖心。
從1946年10月17日《民報》的報導中，可以確定《自由報》週刊是在
10月15日出刊。吳克泰回憶說：出刊後很受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
滿，幾次申請登記皆未獲准，申請期間曾更名為《台北自由報》、《青年
自由報》。據《台灣一年來之宣傳》記載，《自由報》未申請登記已由地
方政府先行予已停刊。然實際上該刊仍繼續發行，1947年2月4日《民報》
報導中，出現《青年自由報》第10號於2月1日出版的消息。《台灣文化》
有三則《自由報》的廣告，其中在2月5日發行的第2卷第2期封面裡廣告，
刊出青年自由報10處分社分銷處之聯絡人與住址，該刊似乎有意擴大發行
。《自由報》的總編輯蔡慶榮（蔡子民）表示，該刊受到警備總司令部一
次警告，一次停刊命令，最後則是因二二八而停刊，共計發行了15期。
《自由報》遭停刊，在於其言論內容過於激進。蔡慶榮明白表示：由
於民眾對國府統治的不滿，創辦這份同仁報是要做為批評時政論壇，以容
納當時幾份報刊所不方便刊登的言論。這種理念下，該刊原本就很難獲准
登記。他還強調，《自由報》言論方針之一在於報導大陸政局發展，並提
出高度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張。包括刊出了國共重慶談判紀要、孫文與蔣介
石有關地方自治的語錄等具體之內容。蔡慶榮認為由於《自由報》的鼓吹
，二二八事件前台灣社會對地方自治的要求，更加明確而熱烈。不可忽視
的是，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的展開，實建立在戰前抗日運動歷史淵源基礎之
上，蔡慶榮的自我評價似乎有攬功之嫌且過份強調左翼自治論述在戰後台
灣政治史上之地位。
依照當事人的敘述，《自由報》自治言論確實明顯受中共之影響，但
這是結果。要瞭解這種結果的產生，必須探討其言論轉化之過程。台灣左
翼人士由批判國府統治，進而呼應中共政治主張是有跡可尋，其演進過程
就反映在這三種刊物之上。例如，有關國共政治協商會議之報導，分別出
現在5月份的《政經報》，7月份的《台灣評論》，以及10月以後發行的《
自由報》。雖然三種刊物都出現相同議題，但其論述焦點，要到《自由報
》才全面附和中共聯合政府論與高度自治論。本土左翼人士經過戰後近一
年的言論活動，最後高度自治論逐漸成為其政治論述之基調。這種理念，
也是二二八事件後大批左翼份子前往中國大陸的思想基礎。《政經報》與
《台灣評論》的出土，有助於釐清左翼人士思想演進之過程，其中還有許
多一般智識份子的文章，也反映了戰後台灣社會之動向，故兩份刊物具有
高度的史料價值。
五、結語：失落的媒體批判精神
台灣的言論界並非只有左翼的聲音，台灣資產階級所掌握的《民報》
，延續戰前右翼人士的自治論述，對統治當局也相當具有批判性。右翼人
士以合法的方式抗日，並非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因此他們認為，日本
殖民統治雖然嚴苛，但基本上是講究法治，從事社會運動者在合法合理之
下，不會感到危懼。而且除了戰爭時期，右翼人士在媒體上對殖民統治者
的言論批判，曾受到法律的保障。戰後的右翼人士，是基於這種經驗來面
對國府統治。然而，國府統治根本尚未建立法治基礎，對批判政府之言論
毫不寬容。相對地，在國共鬥爭中，充滿血腥的屠殺，左翼文人犧牲慘重
，而台灣左翼人士並未能深刻體認。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隔閡，是源自於這
種政治文化的差異。
丘念台形容戰後台灣媒體的特徵說：「他們平時誇大報導，用刺激性
的方言做標題，藉以吸引讀書；在評論上，更是隨便攻擊政府」。他認為
，以言論抨擊政府是由日治時代傳來的習氣，對我們自己的政府不能再採
取過去那種批判的態度。丘念台的觀察大略無誤，但想法過於天真。對陳
儀統治之愈加失望，言論界對政府的批判必然日漸激烈。《民報》在1947
年 1月10日，發表題為＜民報精神＞的社論，強調該刊繼承戰前《台灣民
報》的革命精神。2 月28日該報又以＜重提民報精神＞為社論標題，說明
該報不做宣傳機關，為民眾說話的立場。發表這種社論，言外之意，是在
傳達對政府將做更嚴厲批判的決心。總而言之，對統治當局提出異議與批
判，是台灣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傳統，戰後台灣人發行的刊物都延續
了這種批判精神。
戰後台灣媒體，不僅具有了民主社會中的批判精神，更進一步地可說
，台灣社會已經具有形成一個健全市民社會中所應有的公共領域。所謂公
共領域是哈伯瑪斯所提出，意指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專制權力進
行批判的舞台，而媒體中公眾言論的存在是維持公共領域的要素。從這個
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社會，擁有蓬勃的言論市場與智識份子的批判精神，正
是建立市民社會的良機。然而，來台的統治者中，陳儀注重官方本身的宣
傳，李翼中全力封殺左翼言論，丘念台雖同情台人之言論，但是對於媒體
批判性言論也不表贊同。因此，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完全剝奪，台灣市民
社會發展契機，也在二二八事件的衝突中消失。
戰後台灣不僅是左翼言論完全被禁絕，在取締左翼思想的過程中，台
灣抗日運動中所培養出的媒體批判精神，也一併被消滅。這種結果，使台
灣言論界缺乏一股批判自淨的力量。今天台灣基本上已經擁有言論的自由
，但是在高度商業化發展的情況下，媒體的批判精神依然令人質疑。《政
經報》與《台灣評論》的出土，希望能讓大家反思，欠缺左翼言論的台灣
社會失落了什麼？相信重新翻閱這兩種刊物，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上一
代台灣智識份子的言行風骨，也可以重新體認台灣社會爭取言論自由的過
程是多麼艱辛漫長。
參考文獻：
1.復刻本《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捨，1973年 。原書為1939
年刊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2.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台灣一年來之宣傳》，1946年12
月。
3.丘念台，《嶺海微飆》，中華日報社，1962年。
4.林忠，《台灣光復前後史料概述》，皇極出版社，1983年。
5.藍博洲，《沈屍．流亡．二二八》，時報出版社，1991年。
6.李翼中，＜帽簷述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
料選輯》，1992年。
7.李純青，《望鄉》，人間出版社，1993年。
8.葉芸芸，《證言2．28》，人間出版社，1993年。
9.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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