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吳新榮先生（代序）

張良澤／本全集總編撰

吳新榮先生冥福：

雖然我不認識您，但由於台南名醫蔡瑞洋先生的引介，認識了您的繼室英良夫人及您的三哲嗣南圖兄，而受託編輯了您的遺文。以您的「琅山房」名義，私家出版了《震瀛回憶錄》《震瀛採訪錄》《震瀛追思錄》（合稱《震瀛三錄》。倘加上您生前自編的《震瀛隨想錄》，則合稱《震瀛四錄》），於您逝世十週年的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盛大的追思會。再於一九八一年十月，編輯了《吳新榮全集》共八卷，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問世。所以雖未拜謁過您，但您的音容已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您往生於一九六七年春（享年60歲），那時我正好考入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28歲）。假若我能早些關心台灣文獻，或早些接觸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的話，那麼我一定會在您生前就去拜訪您，聆聽您一生多采多姿的故事。
為了彌補我人生的一大缺憾，所以積極地編刊了您的遺文，更將您半生的日記隨時放在我的書房。
　　那時為了編輯《震瀛三錄》，南圖兄允許我進出您的書 房。當我看到您的書桌上疊了高高的一堆日記，如獲至寶，便要求南圖兄（您的文學遺產皆由南圖兄接管，而他正在金門當醫官，見面不易）讓我影印。他答應讓我全部帶回家，且負擔影印費用。當時我任教的成大中文系，只有文學院院長室購置一部影印機，我申請自費影印。您的日記簿雖然每本都由您親手穿線裝訂起來，可是那薄薄的、粗劣的宣紙經過長久歲月，甚至有的從地下挖出來之後，有黏在一起的，有破損的，我都要細心地一頁頁分開而影印，所以前後大約花了半年工夫，全部印完之後，再一張張折疊，按照您的分冊法，送去專門店裝訂兩套，共得一九三三年（昭和8年）至一九六七年（民國56年）的三十三年分（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五四年缺）日記。一套連同原稿交還南圖兄，一套由我自行保管。從此，這套日記影印本就跟著我於一九七八年底從成大搬到日本的築波大學；一九九○年再由築波搬到八王子市的共立女子大學。來到共立女子大學之後，教員可任意使用最新型的影印機（可把模糊的原稿變得更清晰），我就把碳粉開始駁落的日記影印本拆開來，重新影印一套，並分一年一本，重新精裝燙金字。
　　旅日二十五年間，無一日不想把這套日記公之於世。數次在日本的學會上演講吳新榮文學時，都提到此日記之重要性。果然有兩家出版社曾來洽談，但都因怕賠本而作罷。某日，南圖兄來函稱：某日人年輕學者願意摘錄一部分交給出版社出版。問我意見如何？我說：日本出版商只想取其精髓，而無意呈現全貌；這是台灣人的文化遺產，何必任人宰割？台灣人有志氣的話，就應自己全部出版。我知道這大部頭的書，靠民間出版社是不可能的；而政府何時願意出錢做文化事業？實難以期待。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台灣人會重視自己的文化，而政府也不得不聽從人民的聲音。
　　眼看陳水扁政府大局穩定之後的二○○三年八月廿一日，我約了南圖兄、張炎憲兄（國史館館長、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劉峰松兄（台灣文獻館館長），一同到文建會，拜訪黃武忠處長，當面向武忠兄「陳情」出版此日記的重要性。武忠兄是內行人，又是熱血心腸，即刻答應全力爭取經費。果然不久就交由台南國家文學館（館長林瑞明兄）招標，二○○五年元月，我代表擁有日記原稿（南圖兄早已把吳新榮藏書及遺稿全部捐出）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席說明企畫案，幸得審查通過，我即受命正式開始作業。（其實於二○○四年就開始打字了。）

吳新榮先生：

等待了整整三十年的夢，終要實現了，您知道我多麼興奮嗎？當年您每天勤奮地寫日記（有時忙不過來時，就幾天合併一起寫），也許您不想讓外人知道您的隱私，也許您只想做為個人人生的借鑑而私下反省的材料，也許您只想做為日後寫回憶錄的參考資料，總之，您大概不會想到有一個仰慕您的人要把它全部公之於世吧。
　　我之所以那麼珍愛這套日記，理由很簡單──
　　第一：我自己曾幾次下過決心要寫日記，可是每次只寫「新年新希望」，沒幾天就把精美的日記簿束之高閣。所以看到您連續寫了三十多年的日記（後來才知道您從十六歲起就開 始寫日記，則前後四十多年矣），就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第二：台灣的前輩作家很少留下日記的（不知是沒有寫還是日後燒燬？）；有的話，也很單薄。我看日本作家大多有寫日記的習慣，而且「日記文學」成為日本文學的一大特色。所以我意圖拿您的日記來開闢台灣文學的新領域──「日記文學」。
　　第三：您做為一位鄉下醫生，每天忙著看病人以維持大家族的生計之外，又要忙著交際應酬、打麻將，有時也會偷偷去風流；您又愛看書，愛寫作，愛吃鱔魚麵，愛看電影，愛種花木，愛養家禽；後來又將大半精力投注於地方文史之採訪。看您每天都忙得團團轉，可是您總不忘把一天的所作所為、所見所思記錄下來。只因您忙得無暇讓您思索如何修辭裝飾，所以更顯得句句真言。雖然有些地方您不便明講（大概怕您的妻室偷看而引起家庭風波，或再度被官方查封而引來殺身之禍），但都點到為止，反而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要之，我讀了您的日記，就像讀一部波瀾壯闊，有高潮有低潮，情節真實而感人的大河小說。這也是我尊為台灣日記文學之祖的理由。
　　第四：日記當然是記錄每天生活的瑣事，可是這些瑣事連貫了三十幾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料」。而且這部「史料」記錄了從日治時代的繁榮期進入戰爭期，轉入戰後的動亂期，到國民黨專制的苦悶期為止。這段期間是台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您不幸而生於此時代，但也有幸留下這些時代的証言。
　　第五：因此，這部日記除了文學價值之外，它的歷史價值更勿庸置疑。今後舉凡研究三○年代到六○年代的「台灣個人史」、「台灣家庭史」、「台灣文學史」、「台灣社會史」、「台灣政治史」、「台灣經濟史」，乃至「南瀛文獻史」、「台灣物價波動史」種種，都可以從這裡取得最可信的材料。
　　第六：此日記使用語言有台語、漢語、日語、外來語，亦有台灣化的日語、日本化的台語、台漢混合語等多種，不但印証了台灣語言變化的軌跡，而且保留了台灣語言豐富的辭彙，所以此日記又多了一項「語言學價值」！

吳新榮先生：

我不願盲目地崇拜一個人。我如果把您說得太完美，恐怕您在天之靈也會感到不安。既然您很忠實地記錄了您的人生，我也該忠實地把您的日記重現出來就好，有什麼價值，應該留給每位讀者自行判斷。不過，為了出版您的日記，我的確吃了很多苦頭。在此，我也要向您訴訴苦──
　　第一：您的字跡太潦草了。當然您是寫給自己看的，他人無權責怪您；再加上埋在土裏的關係，字跡變得模糊。我請了戴嘉薇女士（漢文部分）和傳田晴久先生（日文部分）打字，打得有夠辛苦的。無法判讀的字，我用放大鏡一字字地推敲，再請南圖兄、陳金胡兄、吳逸民先生等人確認之後，好不容易才確立了文本（text）。
　　第二：三十多年間，您走過多少城鎮與村莊，見了多少大人物與小人物，經歷過多少大事件與小事件。這些地名、人 名、事件，倘不加註解，則讀者無法瞭解其意義與價值。而我所知有限，便請了學有所專的詹評仁先生、鄭喜夫先生等二十多位相關人士來協助註解，可是仍有一些得不到答案的疑難。心想當年您為什麼不多加說明，給後人一些方便呢？
　　第三：其中八年分（1938-1945）的日文日記必須譯成中文。幸得您同鄉人的陳金胡學兄助我一臂之力，否則我不知要苦戰幾年？而我與陳金胡學兄同屬戰後世代的日文半吊子，要翻譯您們戰前世代的日文，可真沒有信心，因此常常請教日本友人。為求忠實又傳神，有時為一句話而苦思良久，其中辛苦不足為外人道也。
第四：最繁瑣的是錯別字的校對。無論校過幾遍，仍會遺漏。因此動員了我所能動員的人力，交差校對，可是誰又能保證完整無缺呢？
　　第五：您的不朽之作〈亡妻記〉上下篇，雖已有中譯文，但我仍於一九七八年重新翻譯一次（發表於「聯副」）。我一邊翻譯一邊掉淚，想像您與毛雪芬女士之鶼鰈情深，彷彿人間最美滿的一對夫妻。可是當我細校您的日記時，發現您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齟齬，煞時令我「美夢」破滅！我怕很多人會跟我一樣對心目中的「偶像」大打折扣，且詹評仁先生、陳金胡學兄以及幾位厚道的審稿委員都勸我把有損及您們形象的部分刪掉。我考慮至久，並與南圖兄商量結果，還是堅持「隻字不改」的編輯原則。因為日記的最高價值在於真」，如果我在「局部」動了手腳，恐怕影響「全部」的可信度。何況您也是一個普通人而非聖賢，更何況您一向主張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比做一個虛偽的「聖人」更難得。任何人都有「光明面」與「黑暗面」，而您的「光明面」固然可讓後人追求，但您的「黑暗面」更可讓後人自省。您該不會反對吧？
　　第六：最大的壓力是時間。為了趕上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您的冥誕百年紀念，主辦單位的國家文學館每半年就要審稿一次，每次都由五、六位教授們來審查。他們對「學術性」的要求很嚴，提出很多意見（諸如每條「註解」要註明出處），當然對我幫助很大，可是我又要跟時間競賽，逼得我快要發瘋。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日記本文忠實地呈現出來，加以簡單註釋即可；至於詳細解說、考証等研究工作就留給後人去做吧。

吳新榮先生：

以上言不及義的廢話講了一大堆，我想您也不想再聽了。就此打住。
最後，這套日記能順利出版，應該感謝所有參與工作的人，容我在末冊的「編後記」中詳加介紹。

　　　　謹頌

百歲冥福！

　　　　 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晚輩　張良澤　拜
　　　　　　　　　　　　　　　　　 於真理大學麻豆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