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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續篇：雷震回憶錄》 雷震 著 |
雷震手稿的當代意義
文／張炎憲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同仁在整理梅心怡(Lynn Miles)資料時，發現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後尋得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贊助和雷美琳女士的首肯， 而將此手稿付梓出版。
手稿存真，不致被後人質疑真偽，並能傳達雷震本人書寫的心情變化，因此在雷震逝世三十週年之際，本會出版其手稿有重要的當代意義。
一、寫回憶錄的動機
雷震坐滿十年牢獄，獄中撰寫四百多萬字的「回憶錄」，在出獄前夕，獄方以文中有詆毀蔣介石父子的記載，而予以扣留。雷震出獄之後，不得已再重寫回憶 錄，稱之為《我的母親續篇》。這是雷震要向在天之靈的母親，報告雷案的經過，證明自己的清白，不負母親的諄諄教誨。
二、國際人權救援下，手稿輾轉保存
一九七七年九月四日前，雷震本欲將《我的母親續篇》，和《我的母親》同時付印出版，訂為一冊，只印二百冊，分贈親友，底面印「非賣品」字樣。不料在印 刷所內，國民黨特務立即報告國民黨中央黨部，而於九月三日被勒令不得印刷。回憶錄在台灣無法順利發行，雷震為防止再次被蔣家沒收，乃託友人輾轉送往海外， 以求保存。
在當時恐怖氣氛下，保存手稿端賴國人是無法竟其功，必須藉助國際友人的幫忙，才有可能達成。雷震夫人向筠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之後交手稿給陳菊，再經天主 教瑪利諾教會郭、泰兩位英籍神父和艾琳達的協助，將手稿送到日本給三宅清子，再轉送梅心怡。一九七八年九月底，梅心怡攜帶手稿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的 李怡出版。
這是英、美、日等國際人權工作者，不畏蔣家恫嚇，連續接力完成的工作，替台灣現代史留下珍貴史料，並見證國民黨的恐怖統治。
三、《我的母親續篇》的版本
1. 七十年代出版的版本
梅心怡將《我的母親續篇》交給李怡。李怡等按照文章脈絡、分出章節，並另取標題，使得全文易於閱讀。這是七十年代版的模式。
2. 桂冠《雷震全集》的版本
雷震著手書寫《我的母親續篇》時，曾向傅正表示，寫好以後希望傅正替他整理，並請傅正補入自己的部分。但書稿完成之後，未經傅正整理補充，即匆忙託友人帶出海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出版時，雷震已因腦瘤開刀而不能說話了。
傅正讀過之後，發現結構相當亂，遠不如坐牢前的文字，乃加以修補，增加一些小標題，並且擇要增加補注附在書後，還增加一些照片，並列入《雷震全集》十一、十二，改名為《雷案回憶》一、二。 傅正之小標題與李怡之小標題有些不同，但大意類似。
3.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我的母親續篇》版本
這是依據雷震《我的母親續篇》手稿編輯而成。整本手稿闕漏四○九及四一○兩頁，將該二頁核對七十年代及桂冠所出版的內容，發現遺漏的文字約一千六百字，以一頁二百字的稿紙估算，所缺兩頁不可能容納這麼多的文字，由此推斷雷震一時漏編的應該不止兩頁。
雷震晚年雖然疾病纏身，但筆力遒勁，從其多次修改頁次和內容，我們可以瞭解雷震落筆時的心情，及其希望替民主自由留下見證的苦心。
四、抗議蔣家父子的迫害
出獄後，雷震再提筆寫回憶錄，書名為《我的母親續篇》，向母親報告，澄清自己的無辜。但雷震念茲在茲，心中最大的心願，應該是藉此釐清被蔣介石父子，扣上知匪不報，而予以逮捕的罪名。因此這本續篇大致有以下的重要內容：
(1) 反駁蔣介石的說法。蔣認為雷案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雷震則認為被捕是因籌組「中國民主黨」，蔣不欲有
反對黨的出現，才下手逮捕。
(2) 說明雷案的發生，有其潛在因素，是因《自由中國》屢屢批判蔣家獨裁及其對言論自由的壓制，而惹怒蔣家父子，
才造成雷案的發生。
(3) 舉出國內民主派人士和國外輿論的觀點，證明雷震被捕是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
(4) 舉例說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手法、軍監的非法待遇以及警總的濫權。這本書與其說是雷震回憶錄，不如說是雷震對
雷案的看法，以及對蔣家統治的徹底批判。
五、本書的當代意義
觀之雷震一生，雷震被捕入獄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折、困頓與苦難，卻是他顯露風骨，樹立典範的重要印記。
雷震能在歷史上留名，受到國人尊重，是因他敢在戒嚴年代挺身而出，仗義直言，批判國民黨與蔣家的獨裁，主張民主自由與人權；在瀰漫反共抗俄、反攻大陸 的年代，他敢揭穿虛偽的假相，說出真心話；在蔣介石欲破壞憲政體制，繼續連任第三任總統，他敢向蔣介石提出忠言，勸其遵守憲法，不可再連任；在國民黨一黨 獨裁的年代，他敢籌組反對黨，真正將民主理想付之實踐。雷震的這些舉動已讓蔣家和國民黨盲刺在背，欲除之不可。雷案之發生乃肇因於此。
坐滿十年牢，一九七○年出獄之後，雷震眼見國民黨政府被趕出聯合國，深感局勢危殆，乃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於一九七二年送呈蔣介石總統，勸他放棄法 統， 更改國號，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落地生根求發展，但其苦心卻不被蔣接受。坐牢常帶給人傷心失志，不願再過問世事，但對雷震而言，卻澆不熄他為國家爭取 民主自由，為台灣追尋獨立自主的苦心。這種至死不渝追求理想的精神將永留青史，受人景仰。
雷震在一九五年代為民主自由的奮戰，一九六年代的入獄十年，一九七○年代為台灣生存的焦慮，都表現在他的言論與實踐上，卻成了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的祭品，受到打壓而無法舒展。
但反觀今日國民黨權貴，很多人忙著跟中國打交道，違背了國民黨反共的傳統， 失去了中華民國的尊嚴，喪失了國家主權。如果早知會如此，國民黨政府何必逮捕雷震入獄，而其罪名又是知匪不報？如果當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區分匪我，將中華民 國視為「自由中國」，對方為「共產中國」，以獲得國際好感，則關閉《自由中國》雜誌社，逮捕發行人雷震，不是自打嘴巴，頓失自由的門面？如果國民黨政府為 了維持少數特權的統治，不得不假借民主做為號召，安撫台灣人，則逮捕雷震，斲斷新黨生機，不是明明昭示蔣家獨裁是實，民主是假？如此諷刺的荒謬性，國民黨 政府要如何向雷震交待？這顯示國民黨政府是站在黨利之上，為統治的需要壓制民主人士，而不是立足台灣，為了建立民主自由與國家的永續發展而著想。
繼一九七八年香港「七十年代」出版《我的母親續篇》、一九八九年桂冠出版《雷震全集》之後，本會出版雷震手稿，雖然不是新作，但觀之《自由中國》創刊至今 六十年，雷震案發生至今約五十年的歷史發展，再細讀此篇作品，比較國民黨政府前後政策的矛盾，則雷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精神，仍然深具追求社會正義、 維護國家尊嚴的當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