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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2 －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張炎憲、沈亮 編 |
民主人權與政治犯救援
文／張炎憲
生活在21世紀的台灣人很難想像戒嚴時期的恐怖，也很難理解政治受難者所受的折磨痛苦與扭曲。
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頒佈戒嚴之後，長達38年台灣處於軍事戒嚴統治。國民黨對異己，動輒逮捕審訊、刑求逼供、槍決入獄，政治受難者只能聽天由命， 任人宰割。軍事法庭的判決幾乎以國民黨黨意與兩蔣意見為主，法官沒有人權與法治的觀念，法院形同國民黨開設的衙門。國民黨甚至還對外宣稱「台灣沒有政治 犯，只有叛亂犯」，既然是叛亂犯，當然可以逮捕判決，繩之以法。
在充滿肅殺的年代，被情治單位逮捕者幾乎已終生定罪，一生活在陰暗角落，不僅親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也難以在社會上立足。要打破這種恐怖，需要有人敢冒生命危險，挺身而出伸張正義，才可能達到。
謝聰敏在1964年撰寫〈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9月20日與彭明敏、魏廷朝同時被捕。在獄期間，收集安坑和東所的政治犯名單，1967年託安坑軍人監 獄外役政治犯王金來送出給彭明敏，轉交美國駐台大使館，再交給美國政府，但至今尚未公開發表。
第二次政治犯名單送到國外，是在1970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秘書長Martin Ennals來台訪問時，謝聰敏帶他到李敖家，李敖將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託他帶到國外，連續發表於日本的《台灣青年》雜誌120號、121號、123號、 125號（1970年11月與12月、1971年2月與4月）。
第三次是謝聰敏在第二次入獄前，請已出獄的蔡金鏗收集，蔡轉託監獄外役蔡財源共收集到214名政治犯名單，然後交給謝。謝託人送往國外，先後發表於國際特 赦組織的機關刊物、梅心怡的《浪人》雜誌第8期（1972年12月）和《台灣青年》雜誌143號、148號（1972年9月、1973年2月）。
梅心怡在1965年第二次來台時認識李敖、彭明敏等人，才知台灣受到國民黨高壓統治的事實。1971年再次來台住在李敖家，適逢謝聰敏、魏廷朝、李敖相繼 被捕，心中忿忿不平，回到日本後開始投入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工作。1972年，創辦《浪人》雜誌，陸續報導台灣政治犯的消息。 1973年，認識許世 楷、黃昭堂、三宅清子、毛清芬等人，並與國際特赦組織聯繫，成立日本關西支部；黃昭堂、許世楷等人則組成東京支部。雙方相互支援，展開救援工作。
國際特赦組織總部設於英國倫敦，在很多國家都設立小組，由各小組認領救援政治犯的工作。德國、英國、瑞典、丹麥等都有小組負責台灣政治犯的救援，並與 梅心怡和台灣人權工作者聯繫，互通訊息、互相支援。站在人道的立場，人權工作者相當注重政治犯在獄中是否遭受非法待遇、是否有辯護律師、審判是否公開公 平、是否准許親人會面、是否可對外通訊、是否心理與生理受到虐待，以及家屬是否受到跟監等。為了追求這些基本人權，人權工作者發動關懷者寫信給國民黨統治 當局和蔣經國，要求公平處置並釋放政治犯。這些作法雖然是以卵擊石，得不到國民黨統治當局的正面反應，但其任意逮捕、槍決異己的惡行惡狀，卻因此公開，國 民黨再也無法硬拗「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叛亂犯」！
台灣政治犯名單的公開，除了暴露國民黨軍事戒嚴、迫害異己的本質外，國際人權工作者的投入，是一支無形力量，使台灣政治犯不再感到孤單，而架起海內外溝通的橋樑，催生了台灣人反抗國民黨的意志與熱情。
《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第一冊在2008年出版，是以台灣人與梅心怡往返書信為主。這些書信內容透露出，梅心怡參與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既深且廣，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極大。
今年出版第二冊，是以個案為主，將梅心怡往來書信整理彙編而成。陳玉璽是在1968年被捕，1971年釋放。這期間梅心怡尚未展開救援工作，但在 1973年之後，開始與陳玉璽書信往返，希望他能幫助提供政治犯的訊息。梅心怡雖然沒救援過陳玉璽，但陳是他最早關心的個案，因此列為本書案首。
柏楊是1968年3月6日被捕，1977年4月12日出獄，坐牢9年又26天。柏楊被捕時，梅心怡還未從事人權救援，但在1972年12月，他將柏楊 的消息刊登在《浪人》雜誌第8期。1973年，與孫觀漢互通書信，展開救援柏楊，因此就案發年代來說，柏楊是梅心怡關注的第二個案。
謝聰敏、魏廷朝與李敖雖然被捕時間不同，但屬同案，與彭明敏逃亡海外、政治犯名單外洩有關。梅心怡曾住過李敖家，又與謝、魏認識，眼見他們被捕，不只 體會出國民黨統治的殘暴，更出於朋友義氣與人權正義，回到日本後，積極聯絡國際友人與台灣人社團，從此投入台灣政治犯的救援工作。
由於梅心怡已被列入黑名單，無法來台，另一位日本人權工作者三宅清子在1973年往返日本與台灣，會晤魏廷朝、謝聰敏和李敖的家屬，並安排國際特赦組 織代表Jack Hasegawa來台旁聽軍事法庭的審判，又化名岡田晴子從台灣寄信給梅心怡，透露謝、魏、李的近況。在當時戒嚴體制下，這是相當危險的舉動，如果被發 覺，會被捕入獄或驅逐出境，列入黑名單，從此禁止來台。
這些不同國度、不同出身的人，為了共同理想，結成盟友，對政治受難者伸出援手，對獨裁者提出人道要求與呼籲。在台灣還處於戒嚴的年代，他們的往來書 信，不只留下歷史紀錄，也彰顯了人權工作者充滿人道關懷，為了社會正義，不懼獨裁者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