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辜顯榮傳》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原著、楊永良譯 |
父親的背影
日本有句俚語說：「孩子是看著父親的背長大的。」我常想，究竟我父親辜顯榮先生對於我的影響有多大，老實說，我實在不知道。因為他過世的時候， 我才十二歲。可是現在八十歲的我，再回頭想想走過的一生，我感覺自己的身上，確實有許多連我自己都難以形容的性格與處世作風，應該是深受我父親的影響。所以，我必須回頭談談我的父親－－辜顯榮先生。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辜顯榮已經六十歲。我想大多數的人在很小的時候，其實對富裕或者貧窮是沒有概念的，我也不例外。我只知道，家裡有很多的傭人，而我的父親好像很重要。因為小時候家裡常常有人來看他，而且對他的態度都非常的尊敬和畏懼。父親似乎非常的忙碌，經常不在家，我的母親為了照顧父親，也必須陪伴他到處旅行、南征北討，所以我並不經常可以和父母親相處。
唯一我覺得與父親最親近的記憶，是當他沒有外出旅行在家休息的時候。我記得用過晚餐後，他總會拉著我的手在居家二樓的長廊散步。有一回當我們從長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時，父親問我：「寬敏，你長大後要做什麼？」第一次我回答父親：「做警察。」父親問我為什麼？我說：「警察先生穿的制服很好看，看起來很偉大。」只見父親沉默不語。
第二次散步時，父親又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給他相同的答案。父親又沉默不語。過了一段時間後的某個黃昏，我有機會與父親在長廊散步時，他又問我同樣的問題。我隱約覺得父親不喜歡我上次的答案，所以這一次我就改變說法。我回答父親：「我想做公車司機。因為一個人可以開那麼大的車子，很了不起。」父親依舊沉默不語。
當時小小年紀，不知道父親問我這個問題有何用意，直到父親過世， 而我也長大成人以後，重新回憶起這段往事，我才了解父親的用心良苦。我想，他是希望我時時問自己：「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從此以後，我就養成這個自我發問的習慣，直到今天，我依然經常在發呆冥想時質問自己：「我是誰？我所為何來？我要為國家社會做些什麼？我現在做得夠不夠？」
也許就是這樣的習慣，讓我在漫長的一生裡，始終不斷檢驗自己走過的痕跡，以及思考未來的方向。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他的一生操勞國事，經常為了調停日本政府與台灣人的糾紛而奔走；後來又為了日本與中國一觸即發的戰爭，往返於日中台三地之間，努力做一個協調者，希望讓雙方能夠冷靜面對政局，也希望將可能的衝突降到最低。後來也因此身體過勞而病逝日本。
父親雖受到日本政府的眷顧而成為日治時代的首富，但是他生性儉樸並不奢華，也似乎對生活享受的樂趣不大，他念茲在茲的仍然是國家大事。回想我的人生走到如今，也彷彿在重複父親走過的生命軌跡。我從踏入台獨運動至今已經四十餘載，所思所念者，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國家，能夠早日成為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獨立正常國家？
父親的一生曾經被史學者批評為「賣國賊」，其實這是有謬誤的。我想要問的是：「他出賣的是哪一個國家？」當時的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不屬於中國、也不是獨立台灣國，他是一個被殖民者，效忠當時的殖民政府實乃情非得已，這就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吧。父親的一生雖擁有榮華富貴，然而依舊是台灣人被殖民歷史的寫照，當我覺悟「被殖民的悲哀」後，走上台獨之路也就實乃必然了。
父親雖然效忠日本政府，但卻終其一生都不願學日本話、改日本名，或許，他是以這種最低限度的抵抗姿態，來捍衛自己最後的尊嚴吧。妻子經常問我：「你一直有一種強烈捍衛自己尊嚴和國家尊嚴的脾性，甚至不惜與人吵架或爭論，究竟你那強烈的自尊感是從何而來？」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後來仔細回想，大概是遺傳自父親吧。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或許父親在我的身上植入了某種遺傳因子，讓我們父子兩代都逃不過過問國事、憂煩國事的命運，不過，比起父親我仍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自始至終，都為了「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而努力。我相信，父親一定會支持我的信念與堅持，因為，他比我更清楚「台灣人的悲哀」是什麼。
父親的這本傳記執筆者是日本人尾崎秀真等人，寫於日治時代，雖然部分內容現在讀起來有些奇怪，我仍然堅持保有原來的風格，以反應那個時代的氛圍。非常感謝交通大學楊永良教授接受我的請託，翻譯了這本不容易翻譯的傳記。他的文筆流暢、知識淵博，讓這本書的可讀性大為提高，我深為感激。也感謝曾秋美小姐與相關工作人員，擔負起沉重的校對工作與編輯作業，讓這本書能夠順利完成付梓。
謹以此書的出版，追念與感謝我的父親。父親的背影，一直存放在我的心裡；父親的影響，也貫穿我的一生。有辜顯榮，才有現在的辜寬敏。原來，我就是看著他的背長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