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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二二八》（宜蘭地區） 沈秀華、張文義／採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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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秀華
第一次作二二八事件採訪，是九○年二月噶瑪蘭雜誌要製作二二八事件四十三週年專輯的時候。當我結束第三個見證者的採訪，正是一個陰冷飄雨的午後，這是蘭陽典型的冬日，我佇立站牌下等候公車，心裡有股清明的力量在說話，我願意以我的能力來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曾經做過其他調查採訪工作，從沒像二二八口述歷史採訪，在過程中要面對更多的疑懼與傷痛。但是無論受訪者或採訪者都在這段互動中成長。受訪者從驚懼到信任、主動提供資料，甚至還成立宜蘭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三萬人之多的二二八事件中，目前出面的受難者家屬只佔極少數，其中多數又為菁英者的後代。在生命價值不因階級有貴賤之分的理念 下，來自各階層受難家屬組成的宜蘭地區三一八關懷聯合會，正是鼓勵其他家屬勇於站出，也希望社會大眾更要關心那些當年沒沒無聞、不明不白就犧牲的受難家 庭。
至於我個人，不僅從訪談資料中，對事件延伸更多的思考，也實際「領教」口述歷史方法學的難處。
在台灣，口述歷史工作仍屬起步階段，未建立起可循的方法學。
在我們這次工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記錄？以何種語言記錄？我們的受訪者幾乎都以閩南語口述，在目前閩南語文字系統未定，使用也未普偏下，到底 是該忠於訪談過程，保存其口語，或者為方便讀者閱讀而採用北京語系文字記錄。個人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遭遇極深的困擾，從最初直接保留其口語來完稿，又以北京 語文字改寫過二、三次，最後仍以初稿為底本，因應電腦打字無法顯示全部的閩南語用字，而作小幅修正後定稿。
經過反覆的討論、改稿後，個人仍然認為口語記錄方式，較能傳達訪談的情境，受訪者的形象與文字呈現間的距離被拉近了。因此我個人整理的篇章中，仍保有 閩南語言習慣和用字，當然這中間閩南語用字容有爭議，記音整理下，文句容有不完整，這些問題的顯現，是我個人目前能力下未能處理好的，卻是值得台灣歷史文 化關心者來深究。
檢視二二八事件，是認識台灣近代史一把極重要的鑰匙。當多位受訪者談及，台灣社會辦事塞紅包，是四五年中國官僚體制來台後才有的現象，我猶記得聽到此 話久久驚訝的神情。在觀念中，我以為那是台灣「固有文化」。瞭解台灣與中國首次深入接觸的經驗，幫助我們知道台灣過去是什麼？四十年來是什麼？未來要什 麼？並且釐清未來兩岸的關係。
主導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力量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中國政權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其內容、精神與要真正獨立成一個國家是有差距的，這是目前受討 論的議題。以士紳為主體組成的委員會與中國政權間是採取談判路線，而街上遊行、上山打游擊的又以普羅階級組成。因階級不同而有行動的差異，也許因主導時局 的不同，歷史也有不同的結局。當然，歷史無法重來，也無法假設，然而這樣的反省，是否可提供目前仍有路線之爭的反對陣營一個思考點？
另外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組織、動員能力之快速，其模式如何？與日據時代的組織有何關連？這股力量被打壓後，是真的煙消雲散，或在民間社會內轉換成其他 勢力、力量在伏流？並且對後來的反對運動在意識、組織上有何影響？若從歷史的縱向來觀察台灣反對運動，上述的問題意識值得再釐清。
一次訪談中，一位受難家屬無法釋懷父親受難後，母親與一名男子在生活上互相照顧的事實。由這位受訪者無意中流露的神情，我開始注意起女性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角色。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力扶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見證者蔡燮基的母親在軍隊深夜包圍住宅，找不到她丈夫，抓走她的兒子後，變得精神異常，常常喊：「兵仔來啊！兵仔來啊！」陳成岳日籍遺孀絕口不提二二 八，怕見生人，怕見人多。受難者林蔡齡的兒子林哲信，提起他已辭世的母親：「伊真堅強，但是二二八事件再怎麼平反，也無法度彌補阮老母一世人的傷心。」張 雲昌的遺孀張楊純咬緊牙根把孩子帶大，四十年來不談二二八，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插」政治。賴阿塗的妻子，在先生受難後，拒絕別人好意要來分養她的孩子， 也拒絕再嫁的機會。
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的遺腹子郭勝華女士，靠著相片來認識她的父親；賴阿塗的長子賴辰武先生，每次從遠遠的路上，望著用紅磚塊做記號的父親的墓，心中有著不滿；死裡逃生的林金春先生，自己避著不敢與朋友交往。
無論從女性角度或是遺族立場，每一篇整理都是口述者一生難以彌補的痛。個人深切認為這種口述工作，不僅幫助我們認識事實，也提供豐富的研究、創作體 材，將來二一八研究，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責任，更需要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文學家的參與。感謝一年多來受訪者對我們的信任與協助，這份記錄的完 成是建立在你們的血淚上，也謝謝張炎憲老師，出於對台灣的愛、對史學工作的認知，熱誠給予我們指導。一年來與文義兄的合作，是個真誠的互動，另外要提起的 是，若沒有噶瑪蘭雜誌多年來在宜蘭持續挖掘二二八事件，我們的工作一開始也不會如此順利。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在我「算電線桿」的這半年多來，給予我最大 的包容與空間。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