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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域二二八》（台北地區）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採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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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的磐基
文／李喬
台灣史，古代近代部分，有些區域是標示為曖昧、或「故作模糊」的；當代史則處處布電明列為「禁區」。到一九八七年解嚴為止，台灣共產黨事跡與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絕對不能碰的禁忌。今天有人可以公開慶祝，紀念「他們的」偉大解放者毛澤東了，可是台北市二二八紀念碑還是「空白」的。
個人於八○年間在小說《荒村》中偷渡農民組合史事「成功」，於是重施故技，自八○年左右起，以十年時間尋找二二八慘案的遺跡供證，打算寫成小說。今天民間已經可以大談獨立建國，而我的書已經完成且問市。不過十年的收集探訪研判，獲得的領會與感慨卻是終生難忘的。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殺戮最多、最慘，影響最為深遠的歷史公案。經過這場浩劫，台灣人對於「國家」產生根本的疑惑；惶惑之餘，精神領域中的「文化祖國」（即「文化認同」）虛位化了。就台灣人立場而言，這是「正面」的，因為台灣人在二二八的血肉焠煉後，「台灣人意識」明確確立，進而逐漸凝結為「台灣意識」。不過，台灣人的族性因而受到嚴重扭曲：艱難成形的法治觀念崩頹，冷漠自私懦弱習性反而形成；無族群自尊，共同理想難以凝聚，真正自主獨立的信心與胸襟難以確定成就氣候──迄至於目下，台灣改造運動陣容，民進黨的表現正是明證。另一方面，藝術文學的創造力、心靈世界的提升，學術思想的系統性建構，都受到無可比擬的抑制打擊。以文化學思考言：當代的台灣文化，已然潛存著「二二八因素」──也就是說，台灣人的思考、行為模式、價值觀，都有「二二八因素」在其中「發生作用」。
然則，如何「轉負為正」，也就是接受歷史經驗的洗禮，化我台灣人「百孔千瘡」的心靈為「千錘百鍊」的堅強勇猛精神？那就是勇敢面對歷史事實，徹底釐清歷史的真偽。於是挖掘歷史真相、重現歷史場景，便是最嚴厲最迫切的事工！
何以大鳴大放之後，二二八的真相仍然不能脫出重重迷霧？除了時間因素之外，台灣人、國府、「中國」三方對峙情勢依然，而且有踰越緊張之勢；二二八的「能量」蘊藏驚人，此時各有解釋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台灣人民豈容長遠任其播弄、誤導？然則，正本清源，從本做起是絕對必要的。歷史學的本源，就是田野調查的工夫。這個確認不只是「二二八學」的磐基，也應該是建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台灣史──史學者的天賦職志。
年輕史學者，張炎憲教授就是克行天賦職志的代表性人物。個人結識張氏約十年，十年間就大致的理解，彼孜孜以赴的二大學術行動是：一、基於「台灣主體性」的台灣歷史的論述；有學術層面的，也有啟蒙教化大眾之類的。二是領導研究生做區域性特定主題的調查，包括平埔人遺跡遺物的挖掘，出版《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其次就是大量的，全島分區的二二八口述歷史。這部分已完成的有《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雨港二二八》、《嘉義北回二二八》、《嘉義驛前二二八》、《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等七部，以及《淡水河域二二八》和《台北都會二二八》。成就豐碩，口碑極佳。張教授暨一起櫛風沐雨的採訪筆錄者，完成了台灣當代史的奠基工作。生於斯時的台灣智識分子，其生命意義，已然美麗而無憾。
個人為歷史素材小說的需要所做的類似田野探訪，雖然不像史學者所為的高難度，但個中苦況已略嚐一二；隨機採行的「口述歷史」的局限性、錯誤傾向也稍有理解。這種誤失，除「不可原諒的誤導」──受訪者為某理由故意胡扯──之外，大概有幾種情形：一、當時年紀小，或並未看清真相、聽明事實，彼記憶起始就是錯誤的。二、完全是耳聞傳言，經歷長久歲月，慢慢內化成親身經歷的。三、人的記憶十分有限，歲月沖刷難免變形，此時書報或特定人物（可信度高者）的敘述，不知不覺填充了變形的記憶，成了「新的混合歷史」。四、人的心理作用本身就有補充完形（格式塔 Gestalt）能力，那些身歷其境的人，尤其當時「言行有愧」的回憶者，極可能有意不覺地把故事修補得更完整，而彼也就獲得更正面的存在了。
這個缺失，比起一些「歷史家」基於政治立場，或價售學術良心的造假、「編製」──算是小小瑕疵而已。至於如何彌補此小瑕疵？只有一途：尋求量大。當口述者人數達到某一比例時，那些無心的失誤也好，有意的牽扯也罷，終歸會被挑剔出來。「量大為正」，張教授等正朝此方向奮勇邁進中，令人感佩。在讀者方面也應同步前行，即就是大量閱讀，不漏一篇。如此完整的二二八圖像便呈現出來了。
誠然，這些「口述歷史」是「二二八學」的第一步、基本資料，「台灣學」的磐基部分。吾人熱切期待張教授再接再厲，很快地跨出下一步。心香以祝，以此為序。
1995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