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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逐夢台灣國—濁水囝仔去美國》 戴寶村 主編 |
導讀
文／戴寶村
戰後台灣史大致上存在著兩股力量的對立與發展，一為國民黨的統治力量，一為台灣的本土力量。國民黨政府遷移台灣之後，在兵馬倥傯之際，重建政權，並以反攻大陸做為基本國策，亟欲重返中國，恢復昔日榮光，為了鞏固領導中心，樹立蔣家威權體制，實施戒嚴，迫害人權，一黨專政，排斥其他派系力量，處處以政權安定、統治集團的利益為優先，打壓一切反對勢力，對台灣人動態，更是處處提防，採取監控壓制的手段，形成白色恐怖的嚇阻。台灣本土力量在228事件受到重挫之後，部分人士轉至海外運動，延續精神命脈，也揭開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台灣的企圖。1970年代，台灣島內新生力量再起，海內外力量的結合，衝撞國民黨的壓制，終於改變了台灣。台灣主體力量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初期雖被壓制、蔑視、殘殺，卻如壓不扁的玫瑰花，在荊棘遍佈中仍舊吐露芬芳。
一、監控恐嚇下的覺醒
改變時代、推動時代變革的力量，往往來自於青年的覺醒，以其青春熱情、無私奉獻，喚醒懵懵懂懂的民眾。台灣也不例外，早期的覺醒來自於海外台灣留學生。1950年代，台灣處於白色恐怖的年代，在國民黨的制式教育下，台灣學生被「洗腦」，幾乎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逃離台灣是當時唯一一條能夠呼吸到自由空氣的活路，出國不只能學習到先進的知識，更是反觀台灣的機會。許多留學生都因此瞭解到台灣處境的危機，受到良心呼喚，不惜挺身而出，說出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願望，以及中華民國無法代表台灣、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主張；並指出國民黨統治的獨裁專制，迫害人權，任意逮捕政治良心犯，使台灣人民生活於恐怖之中。
國民黨對這群反抗份子，採取監控的方式。國民黨海工會、警總、駐外單位在各學校建立細胞，收買留學生，專門打聽留學生的思想，並參與留學生的活動，撰寫報告，將異議份子分級列管，此類留學生被通稱為「職業學生」。被打小報告的異議份子，則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台灣的情治單位更派人威脅其在台父母、親戚，要求管束子女，不可造反。這些恐嚇如果沒有收到效果，則以吊銷護照，讓留學生成為無國之民，走投無路，徹底毀其生路，縱使雙親亡故，國民黨也不准其返台奔喪，看父母最後一面。國民黨佈下天羅地網，層層監控，唯恐海外自由民主的風氣傳入台灣，危害黨國安危。
許多台灣學生到海外時，都是20歲出頭，年紀輕輕，敢說敢做，縱使國民黨威脅利誘，也不為所動，不改其志，反而更加堅定決心，加入海外台灣人運動的行列。
二、鄉情聯誼到世界性組織
留學生能夠對台灣產生認同，需要時間，需要有心人一步一步地做，一步一步地經營，才能積少成多，成為群體的力量。但大多數的台灣留學生選擇明哲保身，避談政治，唯恐惹上麻煩，無法返台，唯有熱血之士才會不顧利益得失、前途美景，投入反國民黨的行列。家庭聚會、打球郊遊、談心互助看似簡單，卻是建立感情的最好方式。海外台灣留學生依靠這種交心的作法，凝聚眾人之力，擴大影響力，更進一步組成團體，展開反抗國民黨的運動。
海外台灣人運動自1950年代，由廖文毅在日本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開始，發出台灣獨立建國的先聲。美國則是在1956年，由陳以德、盧主義、楊東傑等人在費城組織3F（The Committee for Formosan’s Free Formosa）開始，引起留美學生的共鳴，之後於1958年1月，成立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UFI）。進入1960年代，威斯康辛（威大麥迪遜校區）、費城、堪薩斯為主的台灣留學生密切聯繫，活動逐漸擴大，於1966年6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UFAI），盟員張燦鍙、陳榮成、簡金生、羅福全、賴文雄等展開一個月的「自由長征」，訪問台灣留學生，奠定獨立運動的基礎。至1970年1月，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和台灣五地獨立團體，合組為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是為台灣人運動的轉捩點，同時也是台灣人運動的另一起點。
1970年4月24日發生的「刺蔣」事件，是獨立運動者向蔣家直接挑戰的第一槍，震動台灣與世界，卻也造成台獨聯盟的分裂危機，運動中雖有主張與路線的不同，但1970年代，台獨聯盟仍是台灣人運動最主要的力量，在各地同鄉會的活動中，均有聯盟盟員於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並適時的聲援島內民主運動。進入1980年代，在美國更有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成立，在美國會中運作，爭取參眾議員對台灣的支持，海外台灣人敢公開組織各式團體，象徵台灣人已逐漸走出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陰影。島內台灣民主運動更激起他們支援島內民主運動的熱情，邀請島內人士赴美演講，轉載島內重要新聞與文章，並募款支援島內運動等。這些舉動搭起海內外的橋樑，使得海外台灣人有了運動的著力點，島內運動者也獲得精神上的支持與安慰。
兩股力量的互動與合作，激發出1986年民進黨的組黨，以及海外黑名單人士返台、獨盟遷台的運動，逼使刑法100條修正（1992年），從此台獨主張純屬言論自由，無法再以此入罪。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返台，使得島內外力量結合，共同在台灣展開另一場建立新國家的運動。
三、濁水囝仔吳明基
吳明基，1941年出生於南投濁水，台大農化系畢業後，至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留學。離開台灣來到美國，也才真正感受到學術自由的風氣。而威斯康辛大學在1960年代，已是台灣人運動十分活躍的地區，吳明基從參加台灣同學會的迎新開始，加入台灣人運動的行列，並曾擔任台灣同學會會長，曾編輯台灣同學通訊錄，並透過過年過節的聚會，以及還有野餐、露營活動，促進同學間的聯絡，並藉此機會宣傳台獨理念。
1970年1月，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成立，吳明基也在同年3月於巴爾的摩加入聯盟，之後吳明基因為教學及研究工作所需，曾搬到匹茲堡和邁阿密等地，即使到了不同地區，吳明基都積極的參與台灣人運動，如組織台灣史讀書會，進行島內宣傳，以打壘球、查經班等方式聯絡鄉情，並熱心的接待從台灣來到美國進行訪問的民主運動人士。
1982年，吳明基來到美國南部的達拉斯並定居至今，此時期的吳明基更是積極參與各種關於台灣獨立，或強調台灣主體意識的組織和團體活動，在台灣同學會、同鄉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獨聯盟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成員的身分繼續努力。而1980年代的美國台灣人運動，受到台灣民主運動的刺激，而有不同於1970年代的發展，郭倍宏擔任美國本部主席後提出的「聯盟遷台」，即是發展上的重要變革，吳明基雖未直接參與遷台過程，但因為擔任中常委，仍親身參與多場重要會議，並以安定遷台後的美國本部為主要任務。
進入1990年代，黑名單解除，吳明基也和許多台美人一樣，回到台灣助選，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1990年代，參與正名制憲等多場遊行示威。在美國的運動上，吳明基則是將重心轉往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發展，多次以FAPA代表的身分，參加聯盟活動，並曾協助世界台灣人大會的籌備。
2001年7月，吳明基接任臨時辭任會長的陳文彥，開始擔任FAPA會長，因為臨時接任，加上後續的連任，使吳明基成為FAPA任期最長的會長。吳明基在FAPA會長任內，曾修改組織章程，並確立了會計審查、員工健康保險及退休福利制度，並以會長的身分訪問各地分會，聽取會員的意見，並協助各分會得以完善的運作。對外則是積極運作美國國會議員，成功的在眾議院及參議院分別成立「台灣連線」，並促成國會議員互訪計畫，國際國會議員亞太地區安全會議的召開，以及推動以台灣名義申請聯合國、爭取美國支持台灣作為觀察員，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會議等議題。同時吳明基也希望能在澳洲、南美等美國以外地區，建立起類似FAPA的組織，即使因為任期有限，在四年半的任期間可能僅作到播種的工作，但仍相信，持續的努力，終能得到美好的成果。
而吳明基先生的太太許富美女士，一直支持著吳先生從事台灣人運動，本人也在1990年宣誓加入台獨聯盟，彼此也在同一個實驗室共事，是吳先生在研究工作、台灣人運動，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支柱。不幸的是，在開始籌備此一專書出版之際，許富美女士不幸因病過世，因此希望藉此書的出版，除了記錄吳明基先生從事台灣人運動的歷程，也回顧了夫婦兩人的相識與相處，期待透過文字的回憶，向許富美女士傳達吳明基先生的愛與感謝之意。
2017年，吳明基先生再度回到台獨聯盟中央，擔任美國本部主席要職，在台獨聯盟以及FAPA的打拼，已成為吳明基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也希望吳明基先生的打拼，能夠順利的由新一代的台灣人承繼，不枉費前輩的青春，追尋建立真正的台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