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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歷史的缺頁：陳銘城人權文集 作者：陳銘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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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為台灣歷史缺頁而哭
文／李筱峰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
「我的朋友胡適之」，這是以前許多胡適的熟或不熟的朋拿來攀附享有盛名的胡適的一句話，曾經被揶揄一時。我在這裡要借用這個句型，說「我的朋友陳銘城」，陳銘城當然沒有胡適的盛名，也非大官巨賈，我要「攀附」他什麼？其必曰：我要「攀附」銘城身上對民主的堅持、對人權的熱衷、對台灣的深情摯愛，那是一般台灣人少有的志節與氣質！
我與銘城曾經兩次同事，而且那不只是工作上的同事 ，更是為台灣的民主自由的共同志業：
第一次是在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社同事，銘城是我們雜誌的一枝好寫手。我們曾經共同在威權統治下，抗爭威權，爭取自由民主！
另外一次是1988年，我進入《自立晚報》的政經研究室當研究員。這份「工作」的機緣，是由比我更早進入《自立晚報》的銘城向報社推薦的。當時我在政經研究室雖號稱「研究員」，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擔任「言論版」的主編。我請求報社讓陳銘城和林文義與我一起編輯言論版。我們的言論版成為閱讀率第二高的版面（僅次於政治版）。其中，銘城的許多「鬼點子」有以致之。
我後來回學界專任教職，銘城繼續在媒體奮鬥。我是歷史工作者，銘城是新聞記者。我曾說過：「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而偏偏台灣在民主化之後，過去被黨國陳年掩蓋的歷史，包括二二八事件歷史、白色恐怖的歷史，都開始被解封而成為時事，而媒體人的陳銘城，和史學工作者的李筱峰，兩人都殊途同歸，來到追求真相的路上。
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不是弱者的眼淚，這是人道者與人權追尋者的悲憫之淚。
果然， 銘城這種沾著悲憫之淚寫出的作品，終於獲得人權團體的肯定。2006年的人權日，全美台灣人權協會設置的「王康陸紀念獎」，因陳銘城的人權報導和參與綠島人權園區的重建，頒給陳銘城「人權獎」。
在文化界，銘城被稱為「人權記者」，實至名歸，名至實歸。這本書是「人權記者」陳銘城從事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的訪談後的四十多篇血淚之作。
銘城要我幫本書寫序，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很榮幸能沾「人權記者」之光；但卻又深恐無法將銘城對台灣、對自由人權、對人道關懷的內含表達盡致。
每次重讀銘城的作品，我的心情都會像北台灣冬夜裡繽紛的雨絲……。我不忍再讀，就邀請讀者來「品嚐」這台灣歷史的苦澀與悲情。
要歷練過這種歷史的悲情，台灣才能脫胎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