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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4 －—海內外的呼應（1978-1981） 戴寶村、張炎憲、沈亮 編 |
為什麼不能帶走男孩心中的那座鄉村?
文／梅心怡（寫於2011年）
在我成長的美國有一句俗諺，「你可以把男孩帶離鄉村，但是他永遠都還是鄉下人」，總是會有人把這句話當成一種堅定的信念，而我就是都市化「鄉村男孩」的活生生的證明，如果還需要更多的教條來支持這樣的說法，也就是「鄉村」，就是「城市外的任何地方」。
我在1950年左右，還不到青春期的時候就搬到紐約市郊區，我最先學到的是，這是個很難界定哪裡才是城市和鄉村交界的地方。但如果將「鄉村」（country）用國家（nation）－這個一大群人具有同樣認同，並宣示效忠－的意思來取代，那上面那句話還能用地理邊界來定義嗎？至少一定會有人認為，國家邊界的概念是固定且幾乎神聖，敵我意識分明，如果你在國界的這一邊，你就是我們的一份子，如果在另一邊就不是。有人會這麼說。
1950年也是一對夫妻，帶著他們的三個兒子，搭著家用的福特汽車出外兜風的日子。當他們打開收音機聽到新聞時，媽媽身體前傾，左右轉動著選台鈕，想要調到準確的頻率，很快的，車裡面就充滿韓戰前線戰況吃緊的嚴肅氣氛，原本坐在後座的大兒子，此時也將身體前傾，全神貫注聽著戰爭的新聞，並問說：「有戰爭發生嗎？」媽媽的回答有如晴天霹靂一般：「是的，戰爭本身似乎永遠都不會結束」。
接下來這60幾年來每天的發展，就像這回答一樣。但是，如果大兒子問的是：「媽媽，有對敵人的戰爭發生嗎？」母親又會怎麼回答？我猜測的答案是「沒有」。
同樣在1950年，在世界的另一端，一群孩子正被灌輸中華民國是人道典範的理想國度，什麼都有討論的空間，但是愛國不得懷疑。就像美國一樣，愛國主義是統治者哄騙民眾相信，只要在他們的名義下，沒有事情是罪惡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我們得到一個跨越太平洋的共識，那就是所有擁護國家的行為，即使是殺人，都是正義。
以下是這種手段的操作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切都是輪迴，唯一的問題是哪裡是起頭。就讓我們從美國政府開始，他們的方法是通過法案和提供大量的資金給中華民國國庫，並給予一些該如何使用的指示。而一個眼神和點頭暗示代表的意義是：不用將所有的錢都花在得以讓蔣介石實現他反攻大陸承諾的軍購上（當時的說法是反攻，因為中華民國被殘忍且無恥的逐出中國）。（美國）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能執行這重大的責任，以及「為自由而奮鬥」的無私任務，並協助「自由中國」來武裝自己呢？順理成章的，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居於「民主軍火庫」這樣的領導地位，儘管像這樣的軍事援助，已經背離了「人道援助」，並受到獨特的待遇，但還是被許多人說成（支持自由中國）就是人道主義一般，而這是一種身為美國人的愛國心，為抵抗共產威脅，而要求我們要支援這場戰爭。
所謂「眼神和點頭暗示」，是指美國官方冷處理蔣政權（違法）對美國選舉活動的捐助，但是更重要的，蔣政權的目的，是在遊說國會持續對其進行金援。在太平洋兩岸的所有官僚都深深的意識到，「為自由而奮鬥」只是一種公開的消費，美援則像是一種賄賂、回扣、發紅包的行為，讓美國國會議員可以在鄉村俱樂部內遊樂，「租借」豪華遊艇，使全家享有最好宴會，以及免費度假住宿的會員證。諸如此類的累積，成為一種與為了自由奮鬥或促進人權無關的永久輪迴，每個牽涉其中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與權力。
就像影片快轉一樣，一晃眼50幾年過去，最近民眾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呼籲我們要注意這些非常類似的作法。很久以前，有太多人假裝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但卻是以不法的手段來填飽自己的口袋。現在占領華爾街的群眾宣稱是為99％的人發聲，而支持力量傾瀉而出，表示99％這個估計雖不中亦不遠已，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次行動，確實將美國人從舒服的沙發上喚醒，使他們移動屁股並伸出援手，這簡直就是奇蹟。
但是，對我們這些經歷以及學習到過去這50年台灣歷史的人而言，不僅是「被出賣的台灣」這樣的一個案例，也並不限定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那黑暗的時代，這次是全世界都遭到了出賣（而且時間更長），情況到現在都還是如此。我們已允許這由無數小謊累積而成的巨大騙局，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繼續存在，我們受到紐約和其他帝國主義中心的歐威爾新語（Newspeak）機制的誤導，卻還在自鳴得意，而被導引進入一種矛盾的和諧之中，1週中有6天，我們習慣於相信，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也許是神所授予，殺人行為，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理由，就可享有上天的恩允。「死了也比作共匪好」，必然會導向「唯一好的共產黨徒就是死的共產黨徒」這樣的結果，到了星期天，我們才告解，相信與其對立的事實：「沒有任何的謀殺是出自於良善的目的，而無論殺害一個人的罪惡是多麼的巨大，制裁的權利都屬於天堂」。2000年前，以眼還眼的法則，早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但現在的我們，是身處在什麼時代呢？
所以，誰該為此負責？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指指點點？我們都該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必須擺脫我們對於意見分歧，以及傳統封建國族的錯誤觀念，並以手足情誼的概念來加以取代，也就是，我們應容許有意見紛歧，但不可因為意見紛歧，而成為手足間戰爭的理由。但這並不是說如此就可以終結所有爭論，而只是終結那些不成體統的部分。我們可以盡情辯論，但不應使用武力，或指望任何人使用武力去解決爭論。
國族主義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我記得安排《雷震回憶錄》在海外出版時讓我陷入兩難的局面。當手稿經過陳菊的協助來到我手中時，我明白她是想要讓郭雨新來處理海外的出版，但是我同時也在1976年夏天，得到來自曾與司馬晉（James Seymour，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杉原達會面過的人的訊息，這些人曾造訪台灣，並宣稱與雷震有過密切聯繫，表示在香港也許有其他比美國方面更符合雷震喜好的出版社。大約在那個時候，在大阪—台北這條路線上，有許多可以擔任傳遞物資或訊息的對象（有時我會跳上往香港的飛機，就為了和某位剛離開台灣，但不會來到日本的對象見面），可以和雷震作最後確認，或許會拖延出版的時程，但是大概不會超過2～3週的時間。
在每件事情都是透過第三、甚至第四手的轉達之下，我無法100％確定，雷震本人是否會有意見，但是一般來說，我認為他不會傾向於交給台獨陣營處理他的回憶錄。因為支持台灣人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就像他在《自由中國》中的主張）是一回事，主張台灣人有透過民主方式來決定自己未來命運，以及台灣和中國是，或應該是不同國家，則又另當別論。
我到現在仍有些懷疑。即使雷震存在著中華台灣民主國這樣的概念，李敖在1971年還告訴我說，可以將他的說法，當作是雷震的意思。李敖是支持台灣人有選擇自己未來權利的，而李敖認為，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給予自由選擇的機會，他們也許會選擇獨立，但李敖本人也並不支持獨立。但是，就像我說的，有很多不確定性環繞在我身旁，特別是雷震在撰寫回憶錄時的想法—這可能就是隱藏在這未出版手稿中的最好答案，但是我沒有花時間在閱讀回憶錄，而是在深入了解雷震過去所執筆的《自由中國》中蘊藏的意涵。雷震出獄後，雖然曾在家中招待陳菊、施明德與其他黨外人士，但是我認為這並不能算是為台獨運動背書，這項舉動的意義，應該在他入獄前，與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人促進成立第三政黨類似，而雷震主張中華台灣民主國概念中的「中華」這個字眼，是在支持台獨的人士間所聽不到的。
統、獨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整個1970年代，海外人權運動人士為數不多，而他們設法在促進台灣獨立，以及推動統一之間保持中立、超然。統獨雙方或多或少都同意（每一個陣營都會有矛盾與衝突）支持—決定台灣未來，是台灣人所獨有的權利—這樣的概念。某種程度上，他們似乎將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放在台灣內部真正表達自我意願的結果上，而我對統獨雙方都保持一樣的態度，但是有好幾次，雙方面都有讓我感覺到，忠於民主程序，看起來只是一種策略性的演練，對一些人而言，民主和公開程序的重要性，遠低於確定對他們有利的國家目標。外籍人士比較不會受到海外台灣人內部的社會壓力影響，司馬晉就可以作為代表，像我們就不會對台灣的未來應該如何決定這個議題發言，只是想促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場合，促成一個至少能在不需擔心遭到逮捕、刑求和長時間監禁，而能聽到所有聲音的環境。對人權運動人士而言，即使不時會倚靠某方的力量，但人民的主權仍是神聖不可侵犯。
我不能說我有堅持上述的立場而從未動搖—我經常引用「小而美」這樣的論點去支持台灣有主張自己地位的權利。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對堅持這樣的中立立場越來越有信心，而這也是1970年代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的唯一立場，幾乎每個參與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活動的人都能認同，大多數都還能進一步闡釋這樣的中立立場。我認為我們的成功，就是得到許多立場南轅北轍的對象的幫助，他們願意在基本原則下合作，呼籲在統獨爭議中要有所節制，所關心的，只是民主開放，和言論自由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