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桂冠下的平民學者

─記歷史學會會員曹永和先生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詹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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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和先生

  中央研究院兩年一度的院士選舉,不但是台灣學術界的盛事,也是社會大眾關心注目的焦點。這是因為中研院院士桂冠,既代表學術人終生努力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也是國家學術菁華、文化涵養的具體展現。今年 7 月院士選舉,全國視線可以說盡皆集中在台灣史學界的前輩──曹永和先生的身上;當曹先生選上院士的消息傳出,更讓所有人欣然感到實至名歸。然而,當大家對曹先生的傳奇經歷津津樂道,而新聞記者們也想要追蹤曹先生的治學點滴與訪問報導他一生的事略時,卻發現曹先生正遠離台灣,在荷蘭參加會議、蒐集資料。台灣的風雲、明滅閃爍的鎂光燈,似乎與這位向來常年背著一袋書、沉默寡言的書生,怎樣也搭不上關係。而這就是曹先生,在溫文儒雅親切的外表下,內在擁有的卻是與眾不同的志趣、執著堅定的態度,而永遠走著和大家不一樣的道路。
  出生於 1920年(大正 9 )年的曹先生,是士林大族曹家的後裔。由於父親曹賜瑩先生的教誨,曹先生從孩童時代起,就讀了許多課外讀物,且養成對文史哲的濃厚興趣。個性木訥的曹先生,又由於小時候和奶媽同住,在返回本家以後,因為自覺受到疏遠、不被疼愛,而曾經歷過一段憂鬱孤獨的時光;於是,少年曹先生更加沉醉在文史哲的世界裡,並發展成終生的愛戀。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校畢業後,為了抗拒當時流行的價值觀──即有為青年應該去唸大學醫科或當個銀行職員等,曹先生不再升學;而即使最後拗不過家人的堅持,而在士林信用組合工作了一段時間,曹先生還是因為罹患肺病而終於永久逃離了不符志趣的職場,開始自修、苦學的生涯。
  曹先生的正業是圖書館員。1947年 3 月,曹先生在楊雲萍、陳紹馨的引薦下,進入台灣大學圖書館工作。這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捩點,台大圖書館為曹先生開啟了終生學習的機會與寶庫;一直到1985年10月退休為止,曹先生在圖書館工作了一輩子,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讀了許多書。無論是在囫圇吞棗的初學階段,還是1965年以後專治台灣史的年代,曹先生一直像雜食動物一般的嗜讀各式各樣的書,而這也造就了他廣博的學識,並凝聚出超越台灣島嶼、漢人觀點的時間觀與空間觀。  
  由於工作的緣故,曹先生每天必須接觸歐美日各國的書刊文獻,使他體會到多國語文是歷史學者必備的治學工具;於是,他在工作之餘,投注大量的時間、精力學習外語。種種努力,使曹先生成為台灣史學界稀有的「多語人」,而以精通日文、英文、荷蘭文,略通西班牙文、德文和拉丁文等聞名。曹先生最為人熟知的研究,即是透過對古荷蘭文獻檔案的掌握,所從事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對曹先生影響最大的事,是受業於日本恩師岩生成一博士。岩生博士戰前在台北帝大教書,回到日本後,則到東京大學任教。他在日本讀到了曹先生寫的歷史論文,欣賞之餘,竟將曹先生收為入門弟子,並在1965年爭取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獎助(Unesco Fellowship ),讓沒有機會成為大學生的曹先生,能到典藏最富的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一年。在這一年中,岩生博士不但特地定時為曹先生個人講授課程,還指導他利用荷蘭未刊文獻進行研究。這番際遇,不但提升了曹先生從事嚴謹研究的學術能力,也成為曹先生終生念茲在茲、不敢稍忘的師生情誼。
  1973~75年間,和香港中文大學東亞大學研究中心和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合辦「越南史料研究計劃」,曹先生獲邀擔任客座研究員,參與越南史中文資料國際研究計劃的研究工作。1978年,曹先生又應荷蘭國立萊頓大學歐洲發展史研究中心之聘,參加「熱蘭遮城日記」的編校註疏研究計劃。上述經歷,終於使曹先生成為台灣史學者中少數具備國際學術聲望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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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1990 年 1 月17日林衡道先生在一次會議中隨手勾畫的曹先生側影。線條簡潔,但神態肖似,是幀極具紀念價值的速寫。

  寫作不輟的曹先生,以其台灣早期歷史、中西交通史、海洋發展史等多篇重要論著,逐漸得到國內學術界的認識。1984年 8 月,長期的努力,使曹先生被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今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前身)聘為兼任研究員,同時獲聘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對於一個不具大學以上學歷的研究者而言,曹先生能得到最講求學歷的學院予以肯定,可說是台灣社會對一個一生忠實於志趣傾注一生之力而不倦的學者最大的鼓勵。   
  誠如曹先生的一位學生所描述,今天的台灣史研究,基本上是站在曹先生等人的肩膀上開始的。翻開台灣文獻、研究等叢刊,我們會發現曹先生與當年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諸位先生們,曾經投入許多時間在台灣各圖書館、檔案室,甚至遠到日本、香港、美國、歐洲等地抄錄、整理、翻譯文獻資料,然後 精心校訂、出版一系列台灣研究相關的叢刊彙編。如果沒有他們當初的努力與付出、沒有這批文獻叢刊的整理與出版,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今天台灣史研究的進程會是如何?!曹先生不只以苦學成就了自己,也和他同時代的先生們為台灣史學界培殖了豐厚的土壤。
  猶如岩生成一博士曾經無私的教育、造就過自己,曹先生對任何一位上門求教的學生,也是親切開闊的傾囊相待。雖然已是高壽七十七歲的長者,但總是保持著好奇求知慾的曹先生,在學生心目中,卻永遠是「即之也溫」、生命活水源源不斷的礦藏,使他身邊總是圍繞著一群挖寶的年輕人,沐浴在曹先生的學養風範之下。
  對台灣史學界而言,曹先生的學識、研究與影響,早為眾所公認;院士桂冠的加冕,只是使我們更加替曹先生歡喜:一個像曹先生這般默默讀書、寫作、從不交際應酬的學者,同樣締造了學術人成就的巔峰。對台灣學術界來說,這真是一個美好的典範。(本文原刊載於《台灣歷史學會通訊第7期》,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