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政權「反共抗俄」的政治迷思史料舉隅 文/李筱峰
(本文刊載於台灣史料研究第12期)

  1922年秋,在中國廣州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孫文的主導下,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5年春,孫文病逝,國民黨陣營中有關「容共與否」的路線之爭搬上檯面。反對容共的「西山會議」派,後來被迫離開廣州國民黨陣營,另立黨中央。路線之爭初啟,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因在黨內資歷尚淺,地位未尊,乃倒向主席汪精衛(兆銘)一邊,公開擁護汪主席的「要革命的,向左轉」的號召。1925年9 月13日,蔣介石甚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段「反對反共」的談話:

   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絕不是隨隨便便是了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參加共產黨。這是什麼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

蔣介石在說完以上這段話的半年後,態度丕變,開始「反共」,爆發「中山艦事件」(1925年3 月20日),與主席汪精衛形同對立,進一步掌握更多實權。再過一年,勢力發展到南京、上海後,公開違抗還在聯俄容共的黨中央,開始雷厲風行地「清黨」,捕殺成千上萬的共黨人士,並釀成「寧漢分裂」,開始他的「反共抗俄」的歷史事業。

  在短短的一年半載之間,蔣介石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知其改變的主要原因,不是認知態度或思想觀念的改變,而是基於政治權的考慮。

  政治人物基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在政策或言行上儘管前後矛盾,但前後都各有一套「理論基礎」。當蔣介石不反共的時候,反共的人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都是「假的」;當他要開始反共了,則不反共的人也違背了「真正」的三民主義了。「真」「假」之間,完全存乎政治權力的轉變,而不是對知識思想的認知。因此,說穿了,這種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實則只是一套如Henry Tudor 所說的「政治謎思」(Political Myth)(或譯「政治神話」)而已。

  1949年底以後,敗退來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再度打起「反共抗俄」的旗幟。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治謎思」。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蔣氏稱之為「匪」)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如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如果有誰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

  1969年,被蔣政權指為「甘做俄寇鷹犬的漢奸」的中共,為了中俄邊界問題,爆發了「珍寶島」事件,與蘇俄發生軍事衝突。此事無異扯破了蔣介石給中共戴的「漢奸」大帽子。此後直到今日,過去被蔣介石指為「漢奸」的中共,表現出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氣燄,並不下於當年蔣介石所標舉者。撫今追昔,更足以說明當年蔣政權的「反共抗俄」的種種宣傳,委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謎思(雖然中共當局所散佈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另外一套政治神話。)

  台灣人民在蔣政權的政治謎思中,渡過悠悠數十載歲月,蹉跎不少時光,犧牲不少生命,浪費不少國力……。雖然台灣進入九○年代後,政治已逐漸轉型,甚且已被國際間肯定為「已進入完全自由的國家」。「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已經進入歷史,但是,當年效忠在蔣政權之下發誓要「消滅共匪」的人,如今卻與中共北京當局隔海唱和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來繼續蹉跎台灣人民的建國時光,腐蝕台灣人民的建國意志,其至內外聯手夾擊台灣人民的建國力量。真不知道今天的他們,如何與他們當年的歷史對話?台灣處於今天的內憂外患中,當年的歷史,就更具教育的意義。

  因此,我們選擇這個如今已被拆穿的政治神話為主題,回顧當年台灣在這個政治神話的輻射中的歷史痕跡。有關「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的史料,非常龐雜,本專題僅以舉隅的方式,從龐雜的史料中,舉一些抽樣代表,借供參考。

  至於「反共抗俄」政治神話的史料,所指為何?說明此問題之前,容我再贅言「何謂史料?」的問題。簡單說,所有研究歷史所必須參考、根據的種種材料,就史料。這些材料,並沒有一定的形式,不論是一片瓦礫、一塊骨頭,一本帳簿、一封信函、一張戲票、一篇日記、一段課文、一紙便條、一則傳說、一句諺語、一通電報、一幀照片、一個玩具、一件衣服……,只要它能讓歷史研究者從中瞭解過去的歷史內容,它便是史料。因此,史料幾乎無所在,端在歷史研究者憑其卓見、憑其需要而發現。而且史料是相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的,世上並非有一種叫做「史料」的東西客觀存在著。因此,當我們透過「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這一主題去追尋時,除了官方文書檔案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民眾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的材料中,發現其無所不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