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蔣政權「反共抗俄」的政治迷思史料舉隅　文／李筱峰
（本文刊載於台灣史料研究第12期）

　　1922年秋，在中國廣州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孫文的主導下，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5年春，孫文病逝，國民黨陣營中有關「容共與否」的路線之爭搬上檯面。反對容共的「西山會議」派，後來被迫離開廣州國民黨陣營，另立黨中央。路線之爭初啟，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因在黨內資歷尚淺，地位未尊，乃倒向主席汪精衛（兆銘）一邊，公開擁護汪主席的「要革命的，向左轉」的號召。1925年9 月13日，蔣介石甚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段「反對反共」的談話：

　　　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絕不是隨隨便便是了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參加共產黨。這是什麼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

蔣介石在說完以上這段話的半年後，態度丕變，開始「反共」，爆發「中山艦事件」（1925年3 月20日），與主席汪精衛形同對立，進一步掌握更多實權。再過一年，勢力發展到南京、上海後，公開違抗還在聯俄容共的黨中央，開始雷厲風行地「清黨」，捕殺成千上萬的共黨人士，並釀成「寧漢分裂」，開始他的「反共抗俄」的歷史事業。

　　在短短的一年半載之間，蔣介石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知其改變的主要原因，不是認知態度或思想觀念的改變，而是基於政治權的考慮。

　　政治人物基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在政策或言行上儘管前後矛盾，但前後都各有一套「理論基礎」。當蔣介石不反共的時候，反共的人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都是「假的」；當他要開始反共了，則不反共的人也違背了「真正」的三民主義了。「真」「假」之間，完全存乎政治權力的轉變，而不是對知識思想的認知。因此，說穿了，這種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實則只是一套如Henry Tudor 所說的「政治謎思」（Political Myth）（或譯「政治神話」）而已。

　　1949年底以後，敗退來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再度打起「反共抗俄」的旗幟。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治謎思」。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蔣氏稱之為「匪」）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如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如果有誰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

　　1969年，被蔣政權指為「甘做俄寇鷹犬的漢奸」的中共，為了中俄邊界問題，爆發了「珍寶島」事件，與蘇俄發生軍事衝突。此事無異扯破了蔣介石給中共戴的「漢奸」大帽子。此後直到今日，過去被蔣介石指為「漢奸」的中共，表現出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氣燄，並不下於當年蔣介石所標舉者。撫今追昔，更足以說明當年蔣政權的「反共抗俄」的種種宣傳，委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謎思（雖然中共當局所散佈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另外一套政治神話。）

　　台灣人民在蔣政權的政治謎思中，渡過悠悠數十載歲月，蹉跎不少時光，犧牲不少生命，浪費不少國力……。雖然台灣進入九○年代後，政治已逐漸轉型，甚且已被國際間肯定為「已進入完全自由的國家」。「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已經進入歷史，但是，當年效忠在蔣政權之下發誓要「消滅共匪」的人，如今卻與中共北京當局隔海唱和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來繼續蹉跎台灣人民的建國時光，腐蝕台灣人民的建國意志，其至內外聯手夾擊台灣人民的建國力量。真不知道今天的他們，如何與他們當年的歷史對話？台灣處於今天的內憂外患中，當年的歷史，就更具教育的意義。

　　因此，我們選擇這個如今已被拆穿的政治神話為主題，回顧當年台灣在這個政治神話的輻射中的歷史痕跡。有關「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的史料，非常龐雜，本專題僅以舉隅的方式，從龐雜的史料中，舉一些抽樣代表，借供參考。

　　至於「反共抗俄」政治神話的史料，所指為何？說明此問題之前，容我再贅言「何謂史料？」的問題。簡單說，所有研究歷史所必須參考、根據的種種材料，就史料。這些材料，並沒有一定的形式，不論是一片瓦礫、一塊骨頭，一本帳簿、一封信函、一張戲票、一篇日記、一段課文、一紙便條、一則傳說、一句諺語、一通電報、一幀照片、一個玩具、一件衣服……，只要它能讓歷史研究者從中瞭解過去的歷史內容，它便是史料。因此，史料幾乎無所在，端在歷史研究者憑其卓見、憑其需要而發現。而且史料是相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的，世上並非有一種叫做「史料」的東西客觀存在著。因此，當我們透過「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這一主題去追尋時，除了官方文書檔案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民眾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生活的材料中，發現其無所不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