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與台灣民主運動

文／李筱峰

前言

 　　台灣經過二二八事件之後，政治上形成一股凝重的氣氛，在這場動亂之後，台灣的菁英消滅殆盡，剩下的少數驚弓之鳥，幾乎沒有人敢再談政治問題，更別說要形成民主運動。直到一九六○年代，雷震等人和當時台灣本土的社會精英，透過地方選舉所凝結產生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灣的民主運動才又進入高潮。所以，二二八事件十幾年之後的這個組織新反對黨的運動，是值得我們加以探究的。

　　這個運動的產生有兩股力量：一股是來自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自由主義者，他們創辦了《自由中國》；另一股是經由選舉而產生的社會領導精英，例如郭國基、李萬居等人。這兩股力量結合起來，形成了六○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風潮，這在強調族群融合的今天看來，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在這兩股力量當中，雷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就以雷震為中心來談這個問題。

《自由中國》的創刊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八月就開始敗逃，從南京撤退到廣州。當時的一些知識份子，包括雷震在內，他們認為不做改革、不實施民主憲政是很難對抗共產勢力的。而在國民黨敗退的過程中，一向十分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美國，逐漸對國民黨「看破腳手」，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放棄中華民國。在這種情況下，這批知識份子認為，我們應該建立國際形象，特別是要拉攏在海外的知識份子，透過他們以建立國際關係。此外，胡適等人認為，儘管中共已經席捲了長江以北的半壁江山，然而隔著長江天險，國民黨政府仍有可為，中國歷史上就有幾次這種隔江而治的情況。所以，這批知識份子的看法是，只要中共不渡江南下，國民黨政府能夠在江南維持一個局面，在政治上加以改革，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前途仍有可為。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這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認為應該創辦一份刊物，以糾結海外的第三勢力，並教育國內民眾，使其瞭解真正的民主政治。同時，透過這份刊物，希望改變中華民國政府一向被視為法西斯政府的形象。

　　於是，胡適、雷震、王世傑、杭立武…等人，就打算在上海或南京創辦一份刊物。沒想到，守住江陰要塞的國民黨將領竟然被中共的金條買通，當中共要渡江時，國民黨將領下令砲口向後，不再抵抗，中共非常順利的渡江南下。於是國民黨節節往南敗退，最後，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倉惶失措地撤退到台灣，因此，本來打算在上海創刊的《自由中國》竟然在台北創刊。

　　《自由中國》的創刊，國民黨政府曾大力贊助，這本雜誌在醞釀時，雷震曾經到浙江奉化拜訪當時下野的蔣介石，蔣介石答應給以支持。後來，透過蔣介石的關係，《自由中國》得到教育部的資助，在台北創刊時，教育部特別撥出一個房子供他們使用。這本雜誌剛創刊時，內容著重在批評蘇俄共產世界的政治，沒有直接檢討國內的政治，所以，當時的部隊都訂閱《自由中國》。黃傑撤退到富國島時，曾經寫信給雷震，希望雷震將每一期的《自由中國》寄數十本給他的部隊，以使官兵弟兄享受一點精神糧食。由此可知，《自由中國》的創刊，統治者當局是支持的。

來台前的雷震

 　　雷震是中國浙江省長興縣人，一八九七年出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又進入京都帝大的大學院（研究所）主修憲法，對憲政理論的理解相當深刻。

　　回國之後，雷震和國民黨當局的關係相當好，擔任過很多黨務工作。他做過的重要職務有：南京市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教育部總務司司長，中日戰爭時任國民參政會副祕書長，戰爭結束後任政治協商會祕書長，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副祕書長，憲法公佈、政府改組後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黨政府在撤退到台灣時，上海金融混亂，雷震曾協助穩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衛戰」的三要角之一，到台灣後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從這些職務可以看出，雷震的黨政關係很好，算是出身於國民黨權力核心的人物。沒想到他創刊的《自由中國》，後來卻和中國國民黨愈走愈遠，到最後他被開除黨籍，甚至成為階下囚，這和台灣的民主運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自由中國的言論

 　　《自由中國》創刊後，得到國民黨的支持，部隊都訂閱，它負有宣傳的作用。但是，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的第二年（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改變了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本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種種敗相，令美國失望，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放棄國民黨。韓戰爆發後，毛澤東發動人海戰術「抗美援朝」，美國因而改變對東北亞的政策，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接著訂定「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國民黨政府得到國際靠山──美國的回頭支持，國際關係再度好轉，於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國》為它宣傳，因此對這本雜誌的支持就不如以前。然而，胡適、雷震這批知識份子並不是被耍著玩的，他們認為既然有必要宣傳民主憲政，這份雜誌當然要繼續辦下去。而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己經改善，他們就轉而檢討台灣的內政，結果就碰觸到當時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統治當局的關係就逐漸緊張了。

　　一九五一年六月《自由中國》四卷十一期，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員貪污案件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因為這篇社論，軍方停掉部隊裡所訂的《自由中國》，禁止再訂閱。一九五五年元月十二卷一期的《自由中國》，有一篇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指責救國團的體制是非法的，進而檢討國民黨的黨紀。刊出此文之後，雷震和國民黨的關係加惡化。最後，國民黨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將震開除黨籍。

　　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國》有一期祝壽專號，影響了很多人。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大壽，他表示要察納雅言，希望各界以進言代替祝壽。於是這群天真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蔣雲田、徐道鄰、王世傑和雷震等人都發表文章，出了這一期祝壽專號，社論標題是＜壽總統蔣公＞，建議要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並要求實施軍隊國家化。胡適寫了一篇＜講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要做到無能、無治、無為，不要個人獨裁。徐復觀＜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蔣介石的性格。這一期祝壽專號出刊之後，銷了九版，十分暢銷。此後，《由由中國》的敏感度節節上升，政府當局漸漸難以容忍。軍方、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國防部總政戰部等各單位一起圍剿，軍方刊物以「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攻擊《自由中國》，中華日報當時的主持人曹聖芬甚至寫文章表示《自由中國》這樣的雜誌社應該加以搗毀，總政戰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所謂「毒素思想」是：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對總統個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國》的言論受到當局相當大的反撲，但是這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不但沒有死心，更進一步從一九五七年開始，連續七個月以社論方式推出十五期有關今日問題的討論：一、殷海光執筆的＜是什麼就說什麼＞，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講假話，以「反攻大陸、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這些話妨礙我們應該面對的問題，我們必須「是什麼就說什麼」，尤其要把國家和黨分開。二、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他說，反攻大陸必須從公算，透過知識來檢驗，根據推論公算有「國際形勢」和「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兩個考慮，以這兩個考慮來看，短期內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陸。因此，他建議政府不要把該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陸以後再說」推拖，必須有長治久安的打算，否則台灣將會累積很多問題。這篇社論被國民黨誣蔑為「散佈反攻無望論」，而成為後來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三、檢討軍隊國家化、軍隊裡的黨務等等問題。四、財政問題。五、經濟問題。六、美援的運用問題，對美援的浪費提出批判。七、小地盤大機構問題，主張中央政府機構應縮減裁併。八、中央政制問題，呼籲要根據憲法原則，建立中央政治制度，發揮責任政治。、九地方政制問題，主張徹底實行地方自治。十、立法院問題，批評立法院成為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但是沒有明顯提出全面改選）。十一、新聞自由問題，要求廢除出版法，保障新聞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認為救國團是非法的體制，破壞教育的正常運作。十三、教育問題，要求學術自由，主張黨化教育應該停止。十四、＜近年的政治理想與作風＞，對政風的敗壞提出不客氣的檢討。十五、＜反對黨問題＞，呼籲台灣必須要有強而有力，能夠制衡的真正反對黨，才能解決以上的問題。

　　一九六○年代，蔣介石第二屆總統任期即將屆滿，準備想辦法達到繼續連任的目的，《自由中國》就表示不可以隨便修憲，總統不可以違憲連任，這些言論為這件事留下了很重要的史料，後來蔣介石以修改臨時條款達到其連任總統的目的。這時，《自由中國》的言論，完全是和國民黨對立的。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

 　　這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方面推展民主憲政的理念，同時也開始和地方上的領袖結合。來自中國的這些知識份子，儘管學術很好，但是沒有群眾基礎，尤其是他們只會使用北京語不懂閩南語，沒有和群眾接觸。這時，經由選舉而產生的地方上的民意代表帶動群眾，與來自中國的這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結合起來。

　　選舉在台灣的民主運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之後就開始實施戒嚴，人民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不能隨意組黨，於是，選舉就為民主運動提供了很重要的運動場。在動員勘亂時期的體制限制下，七○年代以前，只有地方選舉，所以，早期是透過地方選舉來推展民主運動。來自地方選舉的知識份子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結合，有兩次選舉：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選舉前，彰化縣長候選人石錫勳（日據時代民族運動戰將）結合一些日據時代民族運動者發起組織「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檢討有關選務改進的問題。日據時代台灣就有選舉，當時選風很好，沒有買票做票等情事，戰後初期，一九四六、四七年的選舉還很乾淨。二二八事件之後，很多人不想再參與政治，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下，地方角頭、土豪劣紳都出來參與競選，一九五○年之後的選風就逐漸敗壞，只剩下郭雨新、郭國基、李源棧等幾位清流透過選舉在支撐，他們看不慣選風的敗壞，就在選舉前舉行座談會來檢討選風，也邀請民社黨和青年黨參加，會後做成建議，希望透過民社黨和青年黨向政府交涉，同時決議在選舉之後，由李萬居儘快再召開一次選舉總檢討。一九五七年的選舉，台北的郭國基、台南的吳三連、高雄的李源棧、宜蘭的郭雨新、雲林的李萬居等五人當選，後來成為「省議會五虎將」，加上「嘉義媽祖婆」許世賢，合稱「五龍一鳳」。選舉之後，由李萬居召集舉行選務總檢討會，打算申請設立一個常設組織，名為「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在戒嚴體制下，這個申請當然無法獲准。當局對這個檢討會非常敏感，因為《自由中國》一再強調要成立反對黨，而雷震也參加選後的這個選務總檢討會，檢討會的內容全部刊登在《自由中國》，政府當然就有所聯想。這一年，在海外的胡適回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自由中國》雜誌社他舉行酒會，胡適在酒會上以「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為題發表演講，表示我們要爭取言論自由，組織反對黨。在這個節骨眼，政府當然不會准許「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設立，但是他們還是照樣聚會。

　　一九六○年選舉前，候選人以及在野人士共七十多人舉辦「選舉改進座談會」。選舉後，五月十八日，他們共七十二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素有「郭大炮」之稱的郭國基在檢討會上痛責選風敗壞，指責民社黨和青年黨無力制衡，提出必須組織強而有力，真正具有制衡作用的反對黨。與會者聽了這番話都為之動容，他們就決定透過選舉座談會到各地巡迴演講，宣稱即將成立新的政黨──中國民主黨，推出十七名召集委員，以及雷震、李萬居和高玉樹三名發言人。七月到八月底之間，先後在彰化、台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辦選舉改進座談會，同時宣佈新的政黨即將在九月底成立。國民黨的刊物一起加以圍剿，指稱組黨是違法，會妨害國安全，政府將不予承認。《自由中國》一方面刊載選舉座談會的內容，同時反駁國民黨刊物的說詞，展開筆戰，氣氛十分凝重。

雷震案

 　　一九六○年九月一日，《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表示組織政黨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是任何政黨所抵擋不住的。三天之後，《自由中國》首腦、組黨運動第一發言人的雷震以「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被逮捕，判處十年徒刑，《自由中國》只好解散。

　　這群來自中國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本地的不願同流合污的本土清流為了提早實現。很多動亂可以避免，而且「本省人」和「外省人」透過這次民主化運動的結合將會十分圓滿。可惜，這個美好的結合卻被自私的統治者所破壞，以至於後來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外省人就比較少。

出獄後雷震對台灣政治的新期待

 　　雷震入獄的十年當中，台灣有很大的改變，尼克森準備訪問中國大陸，釣魚台事件發生，台灣在聯合國的席次不保等等。外交處境的變化更大。一九七一年，雷震服滿十年刑期，出獄時，懷裡藏著在獄中完成的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卻被搜出而遭沒收，後來這部回憶錄被軍人監獄焚燬，令研究者十分痛心。

　　出獄後的雷震，對台灣社會的關心以及對政治的期待絲毫不減，他看到台灣面臨外交上的艱難處境，出獄不久就寫了數萬字的＜救亡圖存獻議＞，提出十點改革建議：一、建議更改國名為「中華台灣民主國」，保留「中華」表示外省人和本省人都是中華子孫，以血緣文化和歷史淵源的認同來維繫感情，而事實上政府的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必須在國號加上「台灣」，如此才能走入國際社會，他說：「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就叫做台灣，如今將「台灣」兩個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當時的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這是「中國」和「台灣」兩個國家同時存在的見解，是很多國家都可以接受的看法，國民黨內較有眼光的人也認為這條路是可以走的，但是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卻不肯接受。除了建議改國號之外，其他的建議是：二、請蔣總統任滿引退。三、國民黨要放棄事實上的一黨專政，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四、減少軍費支出，建全軍事制度。五、徹底實行法治，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六、治安機關應徹底改變作風，並嚴加整飭工作人員，以免擾民、誤民、害民。七、解除報禁，以達真正的言論自由。八、簡化機構。九、廢除省，或省級虛級化。十、大赦政治犯。這十點建議，有些我們今天還未能做到，有些則已經做到了，他的高瞻遠矚令人佩服。

結語

　　一九七八年，台美斷交，就在這一年，雷震過世了，台灣的外交處境更加低潮，我們看到歷史無奈，也突顯出這位悲劇性人物的高瞻遠矚，並看出他對台灣的貢獻。透過這段歷史來回顧這樣的一個人物以及台灣這一段民主運動的歷程，我們有無限的感慨。相信從這一段歷史當中，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