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台灣歷史記憶：「4‧24刺蔣事件與台灣」座談會紀實

重建台灣歷史記憶：「4‧24刺蔣事件」與台灣
座談會紀實

時　　間：2000年4月23日星期日下午2:00～5:00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偉成大樓14樓）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在台協會
主持人：吳樹民
引言人：辜寬敏、高玉樹、王秋森、張文祺、賴文雄、張炎憲
文字整理：施妙旻

吳樹民：
　　各位貴賓，歡迎大家出席「4‧24刺蔣事件與台灣」座談會。明天是4‧24事件三十週年，我們台灣史料中心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在台協會合辦這場座談會，希望藉這機會了解當時的背景，以及這事件對台灣的影響。我們在蒐集台灣史料時，發現這方面的資料很欠缺，在座若有相關經驗，等引言人說完，可以跟大家共享，希望這個座談會也能引起大眾對這事件的關心，在開始發言以前，先請大家看一段影片，再正式進入座談。
（播放民視製作刺蔣案影片）

吳樹民：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影片，對這個背景有些了解，我們再請張炎憲教授說明這事件的歷史背景。

張炎憲：
　　我們剛才看了影片，裏面很清楚的表達了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發生刺蔣事件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狀況。過去台灣，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可以說反對運動都被國民黨鎮壓，一九六○年時，雷震被抓，《自由中國》雜誌也被禁，台灣獨立運動在島內不能公開討論，留學生去美國，看到當時美國的社會，而思考台灣當時在蔣政權統治下現實，反省以後才產生了4‧24事件。一九六○年代，學生運動可以說是全世界的潮流，台灣留學生去到海外後，當然也受到反越戰、社會主義等影響，認為學生應該帶動整個社會的成長力量，所以黃文雄、鄭自財才站出來，而發生這個刺蔣事件。
　　一九七○年一月，彭明敏從台灣逃亡到瑞典，同一年隨即有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組織成立。在海外獨立運動發展過程中，留學生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用刺殺的方式，阻擋蔣經國繼承蔣介石政權；所以用這個事件向全世界表示台灣人有獨立建國的想法，以及喚醒很多台灣人投入當時的民主或獨立運動。
三十年前，大家都很年輕，三十年後的現在，黃文雄先生、鄭自財先生、賴文雄先生，以及張文祺先生等，頭髮都開始白了。最近，大家都很重視今年二○○○年的總統選舉，是不是能讓台灣進入一個新的世紀？結果我們的願望一部分達成了，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可以說是失敗了，開始有政黨的淪替。但是，三十年前這個刺蔣事件，在選舉中，或者在我們民主、獨立運動中，卻慢慢被人遺忘了。不管這個事件造成什麼影響，不管許多人對這個事件的想法可能都不一樣，但是這個事件，可以說是展現台灣人在一九七○年代想要當家做主的想法；剛才在影片中黃文雄先生說：「讓我站起來，像一個台灣人。」這句話到現在還是一樣可以用。做一個台灣人，可以出頭天，可以在台灣做主人，我想那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課題。今天說要重建歷史記憶，在重建的過程中，我們不可以忘記當時台灣人的意志，以及台灣人的願望。雖然二○○○年的總統選完了，但是這個願望和期待，我們還不能完全落實。所以今天我們請很多當事者來到現場，來講他們當時的心聲，最後也會請黃文雄先生、鄭自財先生發言，多謝各位。

吳樹民：
　　接下去正式進入座談會，這次的主題有：事件的歷史背景、蔣經國政策的走向、台灣人運動，以及歷史意義和評價。請所有引言人不必分層次，所有的主題一起講，因為時間的限制，希望每人在十分鐘內講完。開始先請辜寬敏先生，他是前台獨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當時他人大概是在日本，我們按各國的所在，還有他們的情形，對事件發生以後的一些看法，請他們發表意見。

辜寬敏：
　　台灣獨立聯盟，當時是以美國做為總本部，總本部成立以前，台灣獨立運動的中心是在東京。東京的台獨運動，是由《台灣青年》發展到台灣獨立聯盟。 4‧24事件之後，台灣的報紙批評台獨份子是暴力，說台獨運動是暴力運動。因為報紙這樣報導，想要讓一般社會大眾了解當時海外台灣青年的思想、理念，有很多的困難，所以有一段時期，就說這個事件和聯盟沒有關係。不過我覺得，說這跟聯盟沒有關係，在歷史上沒辦法交代，這是跟聯盟有關係的。我當時是聯盟在東京本部的主席，這個事件發生以前，美國的主席蔡同榮來東京，他有提起過這個事情，和我商量過，我也贊成。所以對這個歷史事件，以前大家合流說跟聯盟沒關係，這是很對不起他們兩位，這跟聯盟是有關係的。
當時聯盟的性質，不是像現在的民進黨、建國黨，當時海外組織是革命組織，不是民主組織，也不是政治組織、團體。革命組織要達成革命的目的，不是說不擇手段，不過，手段是第二、第三層次的問題，道德也好，和平的手段…種種，在革命團體裏，為了達到革命目的，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而這個事件的意義，剛才在影片中賴文雄先生有說到，鄭自財先生也講了，特別是自財兄他妹妹講的那幾句話，她說，這不是很大的事件，不過對台灣的青年、對台灣的社會造成很大的刺激，讓大家覺醒：為何這個狀元，最優秀的台灣青年，會採取這種行動？至於後來聯盟的處理不太適當，這是因為經驗不足，讓很多人很困擾，對於這點，我現在以當時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道歉，謝謝。

吳樹民：
　　謝謝辜寬敏先生。接著請高玉樹先生，他是前台北市長，也當過交通部長，也是前總統府資政。我想他過去在台灣的政壇觀察很久，所以希望透過他的觀察來看這個事件對台灣的影響如何？請高資政。

高玉樹：
　　我說一點歷史讓大家參考。大家所知道的蔣介石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贏了之後，非常驕傲，他自認是四大國家之一。共產黨跟國民黨在鬥爭的時候，美國派馬歇爾來中國協調；當時馬歇爾不敢蔑視共產黨的存在，所以馬歇爾最後的腹案是，中國大陸的政權分配，國民黨代表八個，共產黨七個，無黨派的一個，這樣的安排，聽說蔣介石很不高興，他在約定的時間中自行跑到台灣來，嚴重地得罪馬歇爾。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選舉時，大家都看好湯瑪士．杜威一定當選，國民黨傾全力去幫助杜威，出錢、出力；杜魯門眼看是沒希望了，然而美國的選民看他是一個弱者，同情弱者的情況之下，變成杜魯門當選。杜魯門當選之後，對國民黨政權非常沒有善意，馬歇爾也很沒善意，所以從大陸撤退的時候，美國完全沒有給幫助，任由國民黨輸，是這樣國民黨才跑到台灣來。美國又發表白皮書White paper，表示美國不理會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到韓戰爆發，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國民黨政權才受到救援的機會。
老實講，蔣介石、蔣經國這些外省人的觀念是：政治權力是機關槍打出來的，不是民眾的意志，靠機關槍才有政治權力，毛澤東也是這麼說。然而當時的環境如此，國民黨為了要爭取美國的民意，把台灣二十一縣市首長改為民選，這對台灣人發揮志氣跟勇氣，有相當幫助，我也是這樣才有機會出來選台北市長。當然做地方縣市長，跟在中央執政不一樣。但是，台灣人的勇氣跟志氣一步、一步走來，一九七○年，黃文雄跟鄭自財刺殺蔣經國的行動，真的使大家欽佩，而這個事件對蔣經國實在是有影響的。老實說，我當了四年部長、十三年的政務委員，都坐在蔣經國身邊，他也有可取之處，我現在是說公道話，他本來是很看不起我的，把我調去做交通部長，也沒有什麼實權，但是那時候「十大建設」中，有六項是交通建設，我常跟著他到處去監工、去看，才知道蔣經國這個人，很該死是沒錯，但是他做事情一點私心也沒有，這點可以說值得欽佩。中國人的政治權力，不說什麼道德的，蔣經國是這樣的人，他的罪惡是很深，不過可以稱讚他一句，說他沒有私心，沒有留下一間房子，也沒有留下半毛錢，這是可以稱讚的地方。
　　我今天來，要向大家表示欽佩之意，為了台灣人的志氣、為了台灣人的命運，大家拼命，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實在是台灣人會出頭天的一個基本條件。我也要再次對黃文雄跟鄭自財先生表示，你們的勇氣，對鼓勵台灣人拿出民族精神來，實在是大有幫助。我講這一段政治背景讓大家參考，至於今天的主題，我自認沒有資格來評論，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吳樹民：
　　謝謝高玉樹先生。我們已經從日本，以及台灣本土方面來看這個事件的本質，接下去請當時正好在美國的王秋森先生，他是前台獨聯盟的盟員，現在是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系的教授兼系主任，王教授，請。

王秋森：
　　感謝主持人安排今天的座談會，來檢討4‧24事件的意義。我比較不喜歡以「當時假使如何，結果就會怎樣」，來看待這個事件，我比較贊成用整個台灣人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一九六六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的時候，我在洛杉磯正式加入，也很積極參與。這個事件發生時，我正在西雅圖大學教書；還沒去西雅圖之前，我是在紐約大學教書，那時我們每個月都開會，因此認識了鄭自財以及當時他的太太；後來我去西雅圖教書，離康乃爾大學開車大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常有機會和黃文雄討論很多事情，我們兩個同在台中一中就讀，又同年，所以思考方式相當接近，常常在一起。我沒有參加這個計劃，所以事情剛發生時，一開始不太清楚到底誰是主角，以為是另外一個好朋友張文祺先生，後來才知道是鄭自財跟黃文雄兩位。
　　這事件說起來，我個人是參與後面的救援，後來他們兩個開始流亡，這麼長的時間，用北京話講「很漫長」，這個「漫長」，如果沒有真正親身經歷的人，或是支援他們的人，大概很難體會「漫長」的意義在哪裏。今天我想要強調的是在精神上，或是心理上，這個事件對台灣人，或說對台灣將來有什麼樣的影響、意義。在影片中，晴美也特別講到，我覺得它最大的意義就是叫醒台灣人，不但叫醒在海外的台灣人，也叫醒島內的台灣人。事實上，台灣的政治運動也好，獨立運動也好，從「二二八」開始，到一九七○年代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但是到一九七○年初，可以說開始進入一個瓶頸，一個bottleneck，然而每一個瓶頸，大概都有一個轉機，「4‧24」這個事件就是一個轉機，我比較不喜歡把它看成是一個暴力事件，或是「秀才造反」，我認為它比較大的意義在於它的影響。
　　我簡單舉兩、三點例子。就我所了解，當時在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只有兩、三千個而已，現在在座也有很多人幫忙去募款，那個募款的速度跟金額，以海外那時候的情形，是很不簡單的。大家因為這個槍聲而開始產生「認同」，這些留學生出國以前，很難得有這樣的認同。為什麼？因為台灣四百年來都被人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有什麼精神價值可以讓我們認同呢？講起來很少，但是這個槍聲，喚起了所有我知道的留學生，各處同學會、同窗會的熱情、認同感，這是有始以來不曾看到過的，這個槍聲喚醒了台灣人的認同。我舉第二個例子，那時候台灣開始出口貿易，生意人漸漸會去海外，他們去的時候，因為國民黨情報人員的監視，大家都惶惶不安，小心翼翼，但是一到晚上來到留學生的家裏時，他們都會偷偷地表示很認同這個事件，很認同我們台灣人也有這種勇氣、志氣。一個知識份子，他有經過思考來決定要做的事情，這樣的勇氣，真的是不簡單的勇氣。
　　過去幾十年走來，到今天二○○○年真的能「變天」，民進黨的候選人能當選總統，是一個很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還欠缺什麼？我覺得台灣人要形成一個台灣民族，最欠缺的就是精神文化，我們願意有多少「交心」，將我們的心交給台灣民族？用英文講是commitment，我想了很久，很難翻譯，「交心」就是我願意奉獻，奉獻於我們共同的目標，而且長期的奉獻。我剛才說過「漫長」這件事，自一九七一年，他們離開美國，那麼久的時間，到底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他們怎麼度過這麼多年，這麼多個日子？如果用「日」計算，十年有三千多日，二十年就是六千多個日子，是怎麼過的？這些事情沒有多少人知道。到現在，當事人或是像我在後面做支援的人，回頭想想，其實已經沒有多少事情值得再提了。但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尤其是精神文化一定要堅持下去，我想，海外台灣人奉獻於台灣運動最大的貢獻，就是這種理想、這種堅持，我希望這些將來也能夠繼續下去。在「4‧24」前夕，我簡單的用這幾句話紀念，也展望未來，謝謝。

吳樹民：
　　謝謝王秋森教授。我打電話給王教授時，他說當時台灣政權高層可能不只被那個槍聲嚇到，更驚訝的是，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可以募集這麼多的錢，把他們保釋出來？我想，這些事情都有一些意義在裏面。接著我們請張文祺先生，他是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的執行秘書，現任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張先生，請。

張文祺：
　　各位，三十年後的今天，我要來講這個「4‧24」事件，心情實在是相當沉重。「4‧24」事件，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面對暴政而刺殺統治者的反抗行動，這在世界所有的反抗運動裏面都一再發生的，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是站在這個基本觀點來看這個事件。台灣人受到外來統治，實在受傷很深，從過去到現在，很多事情也都漸漸被掩蓋，從吧事件（西來庵事件）、陳志芳志士到泰源監獄起義，被槍斃的這些犧牲者，現在的年輕人往往都不記得了。所以這三十年來，「4‧24」的真相是不是也被我們忽略了？
　　回顧過去，我認為「4‧24」實在是台灣留學生的歷史裏面，最重要的一個事件。「二二八」之後，台灣新生的這一代知識份子，在當時那麼苦悶及無希望的狀態之下，大約從一九六○年起開始大量留學出國，這是一種自願性的流亡，他們出去後就沒有再回來了，也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故鄉。他們去美國後，在六○年代受到反越戰運動，以及黑人民權運動的影響，對台灣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刺激跟衝擊。雖然過去留學生在台灣的環境背景下，可以說多少比較保守，但是去美國後，我相信社會主義跟革命意識，使留學生對台灣人本身的認同，內容更充實。可以說台灣的年輕人，在理想主義方面有比較熱情、激化的現象。我想，學生裏面會有推翻蔣介石政權的想法，是希望有一個新的、公平的、正義的社會，跟一個新的、獨立的國家，這是當時追求的最重要目標。我想加入聯盟裏面的人，往往漸漸放棄了本來留學的目的，所追求的不是學位，也不是比較好的職業，可以說走入追求民主開放的路後，個人存在的色彩就漸漸減少了。
　　但是，面對那麼強大的政權，事實上留學生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大多數留學生所面對的是求學、居留，生活的問題。在日本，當時因為有辜寬敏先生跟吳枝鐘醫師，他們比較大手筆在支持，所以日本的組織，至少在出版，或是人事經費方面比較充足；而美國及整個南、北美洲來書，經費…種種資源實在都很缺泛。我記得賴文雄跟我說過，我們一年所收的經費，買不了一支大砲。雖然如此，當時我們的活動仍是相當頻繁，不是王秋森教授剛才講的一個月開一次會，我記得應該是一個禮拜至少見面兩次以上，其中一次是開會，一次是工作。
　　我認為對於「4‧24」，不需要用成敗來論英雄，我們也不需要再製造英雄，最重要的，我覺得「4‧24」是長期以來台灣人第一次主動出擊，主動打擊台灣特務組織的首腦蔣經國。事後，台灣人都很積極，共同出力，這至少可以看出，一般台灣人雖然過去不敢說，事情發生時，大家都有共同的認知，所以雖然在當時說來，二十一萬的保釋金是很大的天文數字，卻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把他們兩個保釋出來。而對台灣島內影響較大的是，這個消息突破了蔣介石一向對台灣獨立的聲音的封鎖，它漸漸對台灣發生了影響。至於國際上的報導，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收穫，然而是不是這樣就有那個價值而犧牲兩個人的前途？這個我們需要再檢討。最重要的還有一點，是對國民黨本身，以及台灣政界所發生的影響。大家在說蔣經國因為這個事件而促使本土化，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錯覺，就像中國話講「自我陶醉」；事實上，每一個反動的政權，它為了本身的生存，面對壓力時，它會調整腳步，所以蔣經國當時開始用林洋港、林金生（林懷民的父親），到處收買台灣人，也去日本、美國接觸台灣人。如果海外台灣人對國民黨的壓力越大時，這些人越有升官的機會，就像李登輝說起來也是一個「僥倖」的角色。
　　「4‧24」事件發生之後，可能很多人聽到這個消息，覺得很興奮，不過我想當時內部的人，心情其實是很沉重的，就像在第一封用黃、鄭辯護基金委員會名義發出去的信裏面，向台灣人呼籲的：「我們台灣人要共同承擔台灣人歷史的苦難，也要體會我們如同兄弟般，同一肢體命運的處境。」說實在的，當時海外一般台灣人，即使跟政治或是反對運動沒有牽連的人，雖沒有公開出面，私下也都相當支持，有些學生賣車來支援保釋金，甚至我遇到一個台灣醫專畢業的老醫生，他就一把錢塞入我口袋說：「這交給你處理。」意思是金錢的支援，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我想，在歷史過程中，被牽連進去的人，他的感慨會越深。人類的歷史裏面，我們所知道的部份佔真實多少？有多少事實被掩蓋，而我們不知道？「4‧24」的真相是什麼？事實上，在一九六七年，內部就開始有找打手的說法；到一九六九年就有人說要去巴西拿槍，當然是去拿「黑槍」，不然就不需要去巴西，美國槍那麼多。但是很遺憾的，「4‧24」使用的兩支槍，都是登錄有案的「白槍」。拿槍給鄭自財的陳榮成同志，在事件發生後，立刻在路易西安被FBI抓到，送來紐約，紐約州的檢察官和他交換條件，要他來做口供，變成控方的證人，控告兩位被告，他所得到的就是免訴權，可以在法律上沒有責任。這是很有爭議性的，當時這變成是一個組織內部的問題。其實到現在，我再看這個事情時，還是認為他是我們的同志，不然他也不會去做這個事情。我想，組織行動應該都要分工，原則上要全體共同去做這個事情，這是一個基本負責的態度。武力行動不過是整體計劃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沒有各方面的配合，「4‧24」就變成一個孤立的事件，所以當時的領導階層在協調上，是不是有決心要用全部的力量來處理這個事件？我想這是我們的疑問，這也牽涉到事後，領導人跟當事人所面對的考驗。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4‧24」的主角，他們是不是了解當時組織的內情？那時黃文雄在康乃爾念書，離紐約很遠，偶爾來一次而已，我相信他可能對當時組織的內情，沒有很深的了解；但是鄭自財在組織的核心，他是不是一廂情願？或者他對組織有錯覺，有錯誤的判斷？還是說他認為這個機會很難得，所以無論如何，最後在很緊急的情況之下，仍然採取行動？我想這也是我們的疑問之一。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關於獨立聯盟當時的情形，現在一般的說法是「4‧24」之後獨立聯盟引起分裂，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錯覺。事實上「4‧24」之前，這個組織的情形，已經讓我們大家很煩惱了，或者說有一部分的人已經很失望。在一九六九年，辜寬敏夫人跟吳枝鐘醫師來紐約商議組織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時，關於內部的情形，他們也有得到告知，應該知道這個情形；雖然當時日本的組織，希望能把組織重心移到美國，但是美國的組織是不是有這個心理準備，要負擔起這個任務？這個我們也需要檢討。我就簡單說到這裏，謝謝。

吳樹民：
　　謝謝張文祺先生。接下去我們請賴文雄先生，他是前台獨聯盟總部的中央委員，也是「4‧24」真正的參與者，就我的了解，他是知道內幕的四人之一，賴先生，請。

賴文雄：
　　過去三十年來，我一直都不敢對這個事件發表個人的看法，因為我們的主角隱姓埋名二十幾年，他還不能出現，所以我不敢說我個人的看法；今天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舉辦這場座談會，來探討它對台灣人的意義、及它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自一九六六年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以後，王秋森教授和我在洛杉磯鼓吹台灣人應該起來反抗，推翻蔣介石政權，直到「4‧24」事件發生之前，這種動作我們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年，當時盟員差不多已有一百個；同時我們也發覺，在海外做革命運動，要推翻蔣介石政權，面臨非常大的困境，台灣和美國這麼遠，一些沒有訓練的留學生，有很大的不滿和要為台灣人打拼的心，但是，總覺得很無奈，要怎麼做呢？當時，很多學生都認同我們的想法：大家要共同為台灣的將來打拼，將國民黨政權推翻。因為一旦離開台灣去到美國，接觸到民主的氣息，看到台灣人失去自由、失去人權，非常悲慘的困境，這些知識份子自然都很願意參加我們的陣營。但是，我們這些已有三、四年經驗的人，對於要如何來打倒這個政權，總是覺得非常無奈。
　　當時我們也有看過一些用恐怖手段、用暴力手段來達成他們的目的例子，甚至，有一些同志也去研究黑手黨的方式，希望能培養真正的力量，來達成這個目的，但是，一直無法真正去進行。剛才文祺說到我們當時的財力，大家省吃儉用，拿百分之十的收入來寄託這個組織，所能達成的，其實不要講買大砲，買一支機關槍都沒辦法，是很可憐，當時自財兄拿來的點二二手槍，老實說如果沒有打到頭部，也不會死。說起來是很漏氣，「4‧24」所用的槍、我們這些參與者所做的訓練，實在是沒辦法達成我們的目的，所以那個失敗，是一開始就失敗了。但是，這個事情總算也做到最後，那一槍終究是打出去了，雖然沒有打到。我一直相信，我們那一槍有打響，我們的目的就已經達成了。台灣人在那個很無奈的時代，幾個知識份子代表我們—當時在海外也好，在島內也好，對蔣介石政權不滿的這些人—來開這一槍，這幾個人所代表的，是我們台灣人、台灣民族的心聲；自「二二八」以來，到一九七○年台灣人所形成的這個共同的願望，用這個槍聲，很大聲地表達出來，我認為這個事件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裏。
　　然而這幾年來，好像「4‧24」的事情漸漸被人忘記了，我們現在講的都是美麗島事件如何、如何，不久之前民進黨的選舉已經得勝，美麗島事件這些優秀的民進黨員，現在多少都對我們台灣的將來，把握了部分的權力；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們當時在海外所表現出來的台灣人的志氣，現在好像看不到了，在外來國家的威脅之下，我們所表現的，我們的總統當選人所表現的，以及整個台灣社會對中國人的忍受所表現出來的，好像沒有當年的那種很豪放的、對於個人的生死、利害都可以不要考慮的，像黃文雄的那種精神，好像都看不到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經過這三十年後，台灣人是不是有比較進步？或者是一種退步？
　　關於這個事件，我想把我接觸到的幾項歷史事實跟大家說明。這個事件的發生，是鄭自財來找我，他說有這個計劃，問我願不願意參加；在這之前，台獨聯盟的主席曾在某個地方，一個不能錄音的地方，召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及一些重要的人，包括鄭自財兄，王秋森…等，美國主要的台獨聯盟幹部來商議這件事情。事實上，蔣經國要來美國之前，先去了日本，當時我們很高興，心想在日本的同志一定會把他修理掉，我們就在等；然而他又平安回到台灣。原本我們認為，日本的同志在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及時間上都比較久，在美國成立本部之前，我們一直都是受他們的領導，他們應該會有行動，所以當蔣經國平安回到台灣後，我們開始煩惱了，心想他來美國時，我們要怎麼辦？我們難道真的讓他欺負那麼久了，還可以不做表示嗎？除了示威遊行，一定要再進一步表示台灣人對這個政權的不滿，可是經過開會，卻沒有結果，所以鄭自財來找我，他說，就我們這幾個人來進行這個工作。我們當然是盟員，也是聯盟的重要幹部，但是這件事，我們沒有得到聯盟的命令。
　　當時黃文雄在康乃爾念書，我跟他碰面的機會不多，這個事情我們是在鄭自財家商量，後來他就拿兩、三支小槍來，因為我們當預官時都學過用手槍，所以就買了一些子彈，去山上練習，那是我們唯一的準備。對我們而言，連一隻雞都不曾殺過的人，開始就要學殺人，而且並不是說我們對這個人有什麼恨，那時只是相信說，我們如果將這個人殺了，台灣的局勢會改變，我們可能可以早一點出頭天，大概是這樣的認知，所以去做這個事情。至於說什麼人要開槍？當時是黃文雄，他說他還沒結婚而其他人都結婚了，所以他自願開槍，我也不是膽小的人，我說：「我們來抽籤好不好？」他說：「不用、不用，我來就好。」所以結果就是他去開那一槍，知道他要行動的，就是我們其他三人，他的妹妹黃晴美、自財跟我。事情發生之後，我還得去處理其他的槍，這一點鄭自財真的是處理得很不好，我跟他太太晴美回到他家時，其他兩支槍還放在桌上，可以看出我們這些準備要殺人的人，多麼沒經驗。剛才文祺兄有說起槍的來源，我也是很糊塗，到那個時候都還不知道槍的來源，我以為是隨便去買來的，怎知道第二天，FBI已知道槍的來源，連鄭自財去那裏買子彈都知道了，證據充分，逃不掉，但是他們兩個很好心，沒有供出我。因為他們兩個替我扛下了，所以我沒被關，我算是好運，沒受到牢獄之苦。
　　至於事後的處理方式，台獨聯盟是站在保護聯盟繼續存在這一點，他們很怕被人說成是暴力團體，所以一直要跟這個事件撇清，這個我們都可以了解，當時我是覺得不太高興，因為前前後後台獨聯盟當時的主持者，有一些想法跟我們不盡相同，所以有發生一些誤會，今天我特別提出來，相信當時負責的人，他們心裏都很清楚，當時是為了要保護台獨聯盟的繼續存在，所以盡量要跟我們這個所謂「個人的事件」撇清關係。其實，一般的盟員在事後也出了很多力來支援，當然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他們贊助跟支持的聲音是非常大，這也表示黃文雄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受到全體留學生肯定的。我說到這裏，比較重要的留給兩位主角進一步說明，謝謝。

吳樹民：
　　謝謝賴文雄先生。接下去我們請張炎憲教授，他是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也是我們基金會的董事，張教授，請。

張炎憲：
　　我記得「4‧24」發生的時候，我才大學四年級，當時台灣省議會議長謝東閔、各縣市的民意代表、縣市長，還有中央代表，這些台灣人，在報紙聯名擁護中華民國政府以及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也派專機去日本接他回來。當時報紙報導都說，黃文雄跟鄭自財先生是匪特型的人物，事實上他們不是共匪，他們是獨立運動的人，但是當時在台灣島內不能宣傳台獨運動，因為如果讓台灣人民知道，海外有追求獨立的事件，這會對國民黨政權造成危機，所以國民黨不說他們是台獨運動，都說他們是共匪特務，用匪特型的人物來表示他們兩個是反國民黨的，但不是台獨。長期以來，台灣的政治運動裏面，除了有統派運動之外，實際上在島內也有台獨運動，如廖文毅事件、蘇東啟事件，這些都是台獨運動很重要的事件；在海外也一樣，留學生產生很多反國民黨、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但是國民黨都不報這些消息。所以當時看到那些報導，只知道發生這個事件，而這事件到底有什麼意義？實在是不清楚。
　　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去日本後，才慢慢了解到海外有台獨運動，以及台灣人的一些主張。在留學過程中，我漸漸了解，實際上留學生有長久的反抗國民黨運動，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海外有台灣獨立的想法出現，有台獨聯盟的組織出現，這個對六○年代、七○年代，或是八○年代的留學生影響很大，雖然當時台灣島內沒有這些消息。到底這些留學生運動對台灣有什麼影響呢？台灣歷史應該如何定位他們呢？我想可以分三方面來看。第一，我想，刺蔣事件對留學生、對海外獨立運動而言很重要，因為這是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成立以後，第一次正式對蔣經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表示台灣人的抗議，這個動作鼓勵了很多海外留學生參加台獨聯盟。雖然台獨聯盟之後有路線之爭，也發生問題，但是長期來看，「4‧24」是海外台灣人反抗運動很重要的一個事件。我認為一個反對運動裏面，如果沒有用力量來展示反抗者的想法，統治者會覺得這種反抗者不值得尊重。韓國在對抗日本統治時，有人暗殺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個人變成韓國的民族英雄。世界上很多國家追求獨立時，都用暗殺手段，這種手段有暴力的地方，但是也有道德和歷史的意義。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刺蔣事件在歷史上相當重要，如果沒有這個事件，統治者會覺得台灣人很好欺負，怎麼統治他們都順服，怎麼統治他們都會委屈自己。但是這個事件顯示台灣人也想用武力方式來表達志氣，就這一點來說，「4‧24」對留學生的運動相當重要。
　　其次我要說的是，「4‧24」對台灣有什麼影響？一九七○年以後，蔣介石身體越來越差，接班已經變成國民黨一定要做的事情，在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慢慢浮出檯面，變成唯一的接班人，一九七八年就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從情報機關到國防部、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再到總統，長期的接班計劃所展示的就是國民黨要繼續統治台灣，而且用最親信的人來統治台灣，當然這是為了維護國民黨政權穩固。刺蔣事件後，蔣經國到底是怎麼想的？應該加強壓迫台灣人？還是開放政權給台灣人？這並不清楚。但是看一九七○年代以後，蔣經國所走的路線，是慢慢自由化了，也有所謂的「吹台青」，開始採用聽話的台灣人，用這些人來維護國民黨，吸引台灣人的支持，結果蔣經國的路線延長了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
　　我想，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是為維護其政權所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政策，被逼之下，一步、一步本土化的。本土化不是國民黨自願，但是可以允許自由化，讓台灣人享受言論自由，表示國民黨開始注重台灣人民的聲音，藉此製造一個自由中國的形象，從而得到美國的支持；民主化方面，國民黨一步、一步開放他的政權，但前提是不能違反政權的安定和需要，這是一九七○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島內所採用的一個政策。這樣看來，刺蔣事件對國民黨有產生影響嗎？我認為至少對蔣經國是有影響，因為他不可能忘記那件事，雖然表面上總是表示不在乎，但是他一定會記得。蔣經國會想，他統治台灣那麼久，一個留學生去到美國以後，怎會做出這些反抗的事件？他不能相信自己教育出來的台灣老百姓，會來反他的政權。在這種想法之下，他加強文化政策、中國政策，以維護他的政權。所以七○年代以後，在島內有台灣史蹟源流會的產生，喊出五百年前是一家人，台灣人是中國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加強中國文化的教育，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九七 ○年代以後很強的政策。另外，對後來的政治運動，他也加強鎮壓，美麗島事件會發生，正因為他認為如果不強烈壓制台灣人的運動，海外的反蔣運動會影響到島內，島內如果產生強烈反蔣運動後，沒辦法收拾。這樣看來，我認為刺蔣事件延續了國民黨政權的壽命。蔣經國一方面鎮壓，一方面也採用台灣人，而當時資訊不發達，台灣人不知道蔣經國的真正用意是什麼，都把他說得很好，說他開始民主化、自由化、台灣本土化，覺得他比他父親好，反忘記他是情報機關的首領，也忘記他在五○年代屠殺很多台灣老百姓，都忘記了，把很多功勞歸給蔣經國，覺得蔣介石不好，但嶈經國不錯。這就延續國民黨政權的壽命。所以我想，刺蔣事件影響台灣應該相當深遠。
　　第三，我要說明刺蔣事件在台灣史上有什麼地位。當然現在還不是蓋棺論定的時候，可能要二、三十年後，看台灣歷史的發展而定，所以我現在講的不一定正確，只能代表我的意見。在台灣人長期反對移民統治的過程中，從日本時代到目前，可以說不斷有人在追求台灣人的獨立、讓台灣人能當家做主。我相信鄭自財、黃文雄在這個事件裏所表現的，正是台灣人的一種意志，一種對統治者的反抗，不管這個反抗成功或失敗，它都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想法。身為歷史學者，我覺得好在發生了這個事件，如此我們在解釋、研究歷史時，才能認為台灣人也有很堅強、自信的地方，不只是被人屠殺的悲情，不只是被動的存在，而是有能力主動表示自己的意見。所以，對留學生的運動也好，對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獨立運動也好，從歷史的研究來講，我認為他們有其歷史地位，這是一種反抗的精神。我想，他們那一代的人為此可說沒有白活，他們在歷史留下一個記錄，表明了台灣人為什麼要反抗蔣經國？為什麼反抗國民黨政權？為什麼有這樣的主張？我想後來的人都可以吸收這些資訊，可以反省而把這些經驗變成台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我想，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不然都是替別人說話，不能替自己的歷史做見證。這是我的意見，謝謝。

吳樹民：
　　謝謝張教授。一九六九年我去美國，在那之前我在台灣所受的是很典型的國民黨教育，認為國民黨是我們應當效忠的對象。但是去到美國，接觸他們那種很自由、開放的空間，不到半年的時間我也有台獨的思想了，雖然我沒有參加台獨聯盟或其他的組織。這些年我們在收集台灣史料，覺得台灣人很容易忘記歷史，剛才已經有幾位提到，現在大家都只想到美麗島事件，卻沒想到更早以前還有一些事件。我相信，之前台灣島內受到高壓，沒辦法表現的時候，是海外聲援國內；今天，所有的政治重心都已經移回台灣，我想，海外的運動在階段上應該已經完成了它的時代意義。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探討過去那段歷史，也希望以後，這段歷史可以用台灣人的觀點去看，讓台灣人可以了解整個事件經過及其意義。接下來是綜合討論時間，請大家把握時間。

劉福增：
　　事件發生後，我曾經當面對蔣經國說，美國發生台灣青年對他「動粗」的事件，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大家都知道是他在負責國家事情，做得不好，他要負責，所以有這樣的動作。當時我為什麼會這樣講？我是覺得我應該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講這個話，讓蔣經國心裏面不要對台灣人有恨意，因為有權力的人心裏如果有恨意就麻煩了。他對我講的話，沒有生氣，也沒有任何表示，只靜靜地聽我說完。這是我的一點經驗，謝謝。

黃昭堂：
　　我在這裏要先向這兩位台灣民族英雄致敬。國民黨統治台灣，利用暴力壓迫台灣人，罪魁禍首就是蔣經國，所以黃文雄開那一槍，是打蔣介石政權統治台灣，同時也是打蔣經國，我想這才是黃文雄心裏真正的想法。台灣人真的很傻，三、四年前，民意調查問說：台灣的總統應該給誰當？結果，第一名是蔣經國，第二是蔣介石，第三是李登輝，傻百姓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黃文雄那一槍，在台灣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那是受到壓迫的反抗動作，那一槍是打蔣政權，也是打蔣經國，這絕對不要去講好聽的話。
　　對於你們兩人，家庭受牽連、流亡世界各地，所受的這些苦難，我們無法報答，但我們深深感謝。當時台獨聯盟說那是盟員個人的行為，確實是為了保護聯盟的存在，因為對整個台獨聯盟來說，當時世界性的組織才剛成立三、四個月而已，實在不願見它毀於一旦。我當時在日本也參與討論如何處理這件事，美國方面決定將這件事視為盟員個人行為處理，這一點我也支持。雖然反抗暴政是很應該的，但是在美國，如果採取武力行為，美國社會不能容忍這樣的組織存在，所以才把你們兩人犧牲掉，這實在是很抱歉，但是為了整個大局，我覺得是有需要，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這件事處理得不錯，只是對你們兩人真的很抱歉。

楊基銓：
　　首先對於黃文雄、鄭自財兩位，我在這裏也要表示敬意。老實說，做為公務員，當時我只想怎樣為台灣人做一些事情而已，至於台灣獨立的想法，因為身在體制內，我並沒有那種真切的感覺。在體制裏面，連喘口氣都不敢，我雖然有那樣的位子，但是實在不能做什麼。
　　關於蔣經國這個人，在歷史上、在台灣人的判斷裏面，他是什麼樣的人？我想，他當行政院長以後一直到當總統那個階段，他的施政，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參考，最起碼他很清廉、很努力，也很謙卑。當然，他當特務時所做的事情，我不敢說，這留待以後的歷史去評斷。不過他當行政院長或是當總統時的施政，最起碼比現在一些官員都好，這是我的感覺。我想，你們兩位貢獻很大，或許那一槍，給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他的人生觀因此轉變也說不定，我相信他確實是有轉變，也相信不論好壞，那一槍確實對台灣的歷史有很大的影響及貢獻。

陳延輝：
　　我想談一下在歐洲的事情。一九七二年我去德國後，時常在北德的同鄉會出入，在一次二二八事件追思會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些來到德國宣揚台灣人意志的人，包括英國來的黃彰輝牧師，從紐約來的呂傳勝牧師，還有英國牧師Dr.Beeby等人。會中，當然也有一些和國民黨合作的台灣職業學生，但是他們都很客氣，因為那時整個會場中，台灣學子的自我意識，台灣人意識相當強烈。我認為「4‧24」的暗殺事件，在歐洲而言，增加了台灣人運動的力量。

李賢淇：
　　我在美國時，槍的主人也跟我說了很多，他受到很多聯盟盟員的誤解，希望有機會可以澄清一下。他認為，因為要保護聯盟，他犧牲自己，所以他沒有仔細向FBI 說明事情原委，那支槍的來源以及去買那支槍是聯盟的錢的事實，是不是黃文雄兄或張文祺兄能幫他證明一下？因為他覺得受到相當大的誤會，所以他離開了組織。這件事，我想是有必要在歷史上做一個澄清，謝謝。

許文彬：
　　我有一個問題。當年台灣人對蔣家極權統治的痛恨，才有刺蔣事件的發生；當時蔣家和中共政權誓不兩立，在這種三方關係裏面，當年海外台灣人對中共政權是抱著什麼樣的態度？今天的兩岸關係裏面，中共寧可對蔣家重新做歷史的評價，對台灣人反而存有比較大的敵意。在這個情形下，請問各位歷史學家，今天面對中共政權，以及島內蔣家政權殘餘政客勢力，台灣人，尤其是阿扁總統，在這個三方關係裏面，要如何來應對？謝謝。

鄭欽仁：
　　台灣人要怎麼對付一個像中國這樣追求王朝帝國主義的國家？要怎麼對付這種國家的侵略？問題很簡單，第一，我先講蔣家殘餘勢力，這個跟今天在講的「4‧24」事件有關。事發當時我在日本，我是以台大講師身份請假去進修，人家打電話告訴我發生這個事件時，我第一句話是問：「打中沒？」第二句是說：「唉！真可惜。」這是所有海外台灣人的心聲。暴力沒有錯，「暴力」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在歷史學裏面，暴力在某些時代非常需要，在民族跟國家要滅亡的時候，需要用較快的速度來改變現狀的時候，暴力是被肯定的，暴力不是不合法的，因為主權在民，人民有權力行使暴力來推翻暴力的政權，這是必要的。
　　在恐怖主義的時代，阿拉法特這樣做，結果建國成功；二、三十年後，台灣人呢？台灣人也想要靠那一槍達成目的，但是達成了嗎？根本沒有。如今，新政府用和緩的手段是不是就沒問題了？沒有政黨政治的話，全民政治是不是能成立？這都要經過考驗，大家不能太樂觀。所以，和國民黨的關係方面，如果國民黨改變成台灣的政黨，真正的反對黨，這總是有希望的，要是它去和中國勾結，就沒希望了，因為它已經不是現代的政黨，它是外來政權的延續，而且是卡在族群主義的原則之下運作的，這樣的政黨沒有用。另外，剛才有人提到專制、獨裁者蔣經國很認真種種，我跟你們說，秦始皇也很認真，文書看不完，半夜開夜車還在看。所以，面對蔣家殘餘勢力，台灣人批判的精神仍然要存在，如果沒有的話，我想我們追求的結果還是失敗的。
　　第二，和中國人的關係，我是研究中國史的，我極力主張台灣獨立，中國才有救，不只是台灣有救，中國也才有救。我太了解中國歷史、中國人的政治運作，我們要對付中國，就要先研究中國的行為模式，若不了解中國人，只是一天到晚巴結他，絕對沒有用。我認為對付中國，用軟腳的政策是沒辦法的，出賣自己的靈魂、出賣自己的原則，絕對不能成功的。台灣人要有對抗中國的心，要讓他緊張，跟他談、跟他纏鬥，我們要有耐性，不是自己先被嚇倒，是要讓對方嚇倒，就看誰的經濟力能維持得久，以及國際情勢如何使用，這都要靠大家的智慧。我們也要盡力援助中國內部少數民族要求自由、獨立的行動，因為我們本身就要自決，要獨立，所以我們要去支持他們，讓中國的箭頭，不要只射向我們，讓他的箭頭分散，這就是台灣人要用的智慧。

來賓潘先生：
　　我是一個年輕人，對於4‧24刺蔣案這段歷史，我曾讀過。當初黃文雄先生跟鄭自財先生，在那個高壓統治的時代，能對獨裁者做出這種制裁的行為，非常勇敢。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鄭自財先生：去年四月二十四日，鄭自財先生要參選建國黨主席時，受到黨內當權派人士攻擊、毀謗，說當年美國台獨聯盟拿二十一萬保釋金出來為鄭自財先生保釋，結果鄭先生棄保潛逃，無情無義。請教鄭自財先生，棄保潛逃的原因是什麼？那些人講的真的是事實嗎？所謂「豈容青史成灰燼？」我真的不希望有人為了要打壓對手，拿歷史來對個人的人格做攻擊，這就是我要問的問題，謝謝。

莊萬壽：
　　首先我要說明一點，「4‧24」這個事件，黃文雄等人敢去刺殺統治者，這樣的意義跟單純的反抗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在韓國教書時，曾有學生跟我說：「你們台灣人沒有種。」沒人敢自殺，沒人敢自焚，在韓國，有學生綁著石頭跳漢江以示抗議。我覺得「4‧24」的精神，正是代表台灣人敢向統治者說：我要把你推翻，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這點是意義非凡的。
另外，我有一個具體建議，我們要積極成立一個單位，專門蒐集、整理台灣歷史，其中當然包括「4‧24」。關於這部分，有兩方面要做，第一就是扣緊歷史，相關人、事史料趕緊建檔，建立集體記憶。第二就是資料、文獻的蒐集，就這個事件來說，美國的FBI，以及當時島內警總等單位，一定有很多調查資料，希望能儘快把這些史料匯合。我想應該要建立一個，包括這些文獻、檔案蒐集在內的「4‧24」小型紀念館。
　　最後，我有一個建議，在韓國每個紀念日都有「默思」的儀式，我想在今天座談會結束時，大家一起默思一分鐘，想一想，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謝謝。

吳樹民：
　　謝謝莊教授。座談會結束前，我們默思一分鐘。接下去，我們再放一段影片，之後請兩位主角發言。

（播放民視製作刺蔣案影片）

黃文雄：
　　「4‧24」是三十年前的一個公共事件，我做為當事人之一，很高興有機會知道大家如何感受及了解這個事件，所以很感謝基金會今天辦這場座談會，也感謝大家來，讓我有機會聽到大家的觀點跟想法。「4‧24」發生的時候，國際上的報導不少，在海外比較清楚；在國內，國民黨事實上是盡力在封鎖這個消息。我還記得，唯一看到的官方報導就是中央日報上面有一小塊，把我們兩人說成是「匪特性分歧份子」，他要說我們兩個是匪特，也實在說不通，所以就加一個「性」字下去，表示好像有那種「性質」；他們也很怕「獨立」那兩個字被台灣人聽到，所以就換一個說法，說是「分歧份子」。就我所知，有關「4‧24」的事情，在台灣都是口耳相傳的，到現在為止，很多文件還沒有公開，甚至我個人，大家在催我寫回憶錄，我也還沒寫，所以，關於這個事件真相如何，大家在了解的過程中，是有資訊不足的問題。
　　另外，我當初為什麼做這件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到一九六○年代國際環境的影響；而台灣在那個時代，不只沒有參與，甚至欠缺了解。當時西方世界（第一世界）內部有很大的緊張關係，比如美國因為反戰運動的關係，詹森總統不敢連任，而法國戴高樂甚至被學生跟工人聯合逼下台；在共產世界（第二世界）裏面，也有捷克之春那樣的事情。兩大敵對陣營，本身都發生問題，因此讓第三世界有一些較大的空間，所以第三世界也發生很多所謂National Revolution Movement，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可以說全世界都在動，但台灣反而一點動靜都沒有，那剛好是台灣在最高壓之下，最穩定的時代。我想，要了解「4‧24」這段歷史，不能忽略當時的歷史背景，所以，在我們對「4‧24」的基本資訊和背景知識都還沒建立之前，要評論4‧24事件，我想還太早。
　　對我個人，大家提出不少問題，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只挑一、兩點來說明。我想，當初我若是一個先進民主國家的公民，我相信我不會做這件事情，因為民主國家權力的繼承都已經制度化了，一個被打倒，另外一個馬上就起來，所以做這種暗殺的事情，完全沒有意義。不過，國民黨在台灣的情形就不一樣，這也可以說是獨裁體制的弱點，蔣介石用好幾十年的時間來培養蔣經國，才使其接班的地位慢慢穩固。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國民黨黨內、體制內的權力鬥爭必然重新開始，這樣也許會打開一些可能性、會有新的契機，這是我當初做這件事的動機之一。
　　第二點，當一九六○年代全世界都在動的時候，只有我們台灣靜悄悄，甚至，反對運動跟民主運動也是在最低潮的時期。而當時美國邀請蔣經國去訪問，所顯示的意義是，美國已接受蔣經國的接班地位。在此情形下，面對蔣家王朝的接班計劃，我們覺得，台灣人至少要有一個人站出來，發出聲音，才不會被人看扁，這是另外一個考慮。
　　第三點，是比較個人的，我當時參與美國的反越戰運動，而台灣事實上是美國在越戰中的後勤基地，所以對蔣經國的打擊，跟我個人反對美國在越南進行戰爭，也是一部分的考慮。
　　其實，開槍這件事，我並沒有把它看成是武力的，武力只是手段而已，它的目的是政治的，這一點大家不要忘記。所以，我們四個人會決定自己來做這件事，也跟這個有關係。我不是在批評，但是我覺得，當時我們的知識份子都還放不下身段。那時海外有很多人在討論要暗殺蔣經國，講法有很多，說要找黑道、找黑人，或是去巴西找人來做這件事，好像這不是知識份子應該做的事情，我非常不贊成這個觀點。另外也有一些技術派的說法，說要用高倍望遠鏡的步槍，像好萊塢的電影一樣，在對面大廈樓上，暗中射擊，我也不贊成這種做法，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就不知道是誰做的，這與真的由一個多少有代表性的普通台灣人去做這件事，它的政治意義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我們在執行的時候，也是政治考慮第一，槍法好壞的問題，還是其次。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不能打到不相關的人，否則馬上就會傷害到這個運動的形象。另外，自財找來的點二二手槍，力量也不是很強，這個技術上的考量，還要配合政治的考慮，所以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儘可能近身攻擊，最好槍可以抵住他的肚子，然後開槍，但是政治的考慮就引起技術上的困難。當時我已經衝到飯店門口的台階上，距離很近，但是越靠近蔣經國，也就越靠近保護他的人，當我手一舉起來，一個很有經驗的美國警官就跳過來，把我兩手往上推，他知道不能往下壓，否則槍會掉到地上走火亂射，結果子彈打出去，離蔣經國頭頂不知幾公分。總之，我要強調的是，做這件事情背後的政治考慮，它的目的是政治的宣傳。
　　最後，關於這個事件的影響，三十年來，各種事情的發展，有很多條導火線，彼此又相互交叉，而且各種層面、面向很多，我想這個就交給歷史學家去釐清，謝謝大家。

鄭自財：
　　一九七○年發生的「4‧24」事件，三十年後再來提起，我想這個事件幾乎要被遺忘了，台灣人確實很健忘，很多事情就這樣忘記了，所以實在是非常感謝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吳醫師、張炎憲教授，策劃這場座談會，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剛才很多位引言人也說到，這個事件是主動出擊，台灣過去受到殖民統治，都是被壓迫的情形，而「4‧24」事件是主動向獨裁政權挑戰，直接面對獨裁政權；第二點，它是將台灣人獨立的意志、意願，在國際上發出聲音，我想是有這兩個訴求，所以才有「4‧24」這個事件。
　　三十年後來看這個事件時，有人說，是不是「4‧24」事件反而延續了國民黨的政權？剛才張教授也提到，事實上是這樣嗎？這個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去思考。我想，國民黨絕對是想盡辦法要延續政權的生命，就像一個生病的人，病得很重一定要住院手術，他會想盡各種辦法，國民黨的本土化，只不過是其中之一。「4‧24」這顆子彈打出去，難道就真的打醒國民黨要延續他的生命？因為這一槍的關係，他就開始本土化？我想，主要是歷史或者政治的情勢，才逼使國民黨本土化，否則，他的政權沒辦法生存下去，本土化，只不過是國民黨的政權要延續的手段之一。我想，國民黨政權要延續下去，更重要的是，將台灣外省化、中國化，我認為這是國民黨延續其政權另一個主要方針，而且持續到現在。我們的孩子、孫子在國小、國中的教育，歷史、地理課本還在教說，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中國、我國的首都在南京，教科書至今還是這樣寫，國民黨的中國化、外省化還在持續，沒有中斷。所以對於這點，我們非常期待新政府拿出辦法，將台灣回復台灣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剛才王秋森教授也提到，這個事件主要就是它的精神，這一槍打出去，點醒在美的台灣人響應這個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有辦法募這麼多錢，這就是台灣人的心聲，這一槍打動了台灣人的心聲，而台灣人的精神，一個民族的精神要如何繼續下去？我想這應該是新政府的課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簡單回應一些剛才大家提出的問題。第一，這個事件和聯盟的關係，因為當時參與這個事件的人，可以說都是盟員，所以當然和聯盟有關係，只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4‧24」事件並不是聯盟的決定，是盟員個人的決定，所以和聯盟組織沒有直接關係。
　　第二，有一些前輩提到蔣經國本人，有人說他不錯，我回來台灣將近十年，聽很多人對他的評價也不錯；但是依我想，獨裁者是沒有好、壞之分的，獨裁者就是獨裁者，他對一個民族的壓迫、對其文化、語言的壓迫，這種壓迫，用簡單的清廉、他對台灣的建設，就想蓋過這些罪惡，我想是蓋不過的。
　　第三，剛才李賢淇教授提到，當時提供槍枝的陳榮成先生，因為要保護聯盟，所以替美國檢察官作證，這個事情要如何來評斷？我想，這是台灣人運動、抵抗獨裁政權的一個事件，他當時是一個盟員，卻去替美國的檢察官作證，指控事件的當事者，在革命行動來說，這是一種背叛，我認為是一種背叛。
　　最後，我想回應剛才一個年輕人提出的，棄保逃亡跟保釋金的問題。那時我們兩人的保釋金加起來，二十一萬美金，在一九七○年確實是非常大的數目，當時是一美元對換四十元台幣的匯率。但是，這個棄保事件應該看成是「4‧24」事件的延續，將這個戰線從美國拉長，拉到歐洲、北歐去，是將台灣獨立的聲音向國際，特別是向北歐發出聲音，這個影響和保釋金兩者比較，我想很清楚什麼才是重點。而且，保釋金二十一萬，不是一定要交出二十一萬的現金，可能大家比較不清楚，美國有一種制度，類似買保險，用幾萬元可以買二十一萬的價值，然後用它的保證拿去法院，所以後來法院沒收的保釋金，並不是二十一萬，我想在座很多當時有參與的人，也很清楚這一點。
　　我今天特別高興的是，看到三十年前在海外、在美國一起打拼的同志、戰士，現在大部分都回來台灣了，也繼續在打拼，我覺得非常高興。雖然我們回來的時間比較晚，頭髮也都白了，但是我們的心，對台灣這塊土地疼惜的心，並沒有因為時間的關係而改變，我們仍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希望天公疼好人，讓我再有三十年的時間，做一些事情，謝謝。

吳樹民：
　　剛才莊教授建議我們默思，現在用最後一分鐘，請大家起立默思，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座談會，謝謝。

（全體默思一分鐘，座談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