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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 : 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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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序
廖振富
前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莊萬壽教授是我的業師，從1978年在課堂上受教迄今恰好40年，多年來我與老師保持密切聯繫，對老師的個性、思想都有一定的認識，更感佩老師長期為台灣文化及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奮鬥不懈。去年老師發現罹患癌症，心境益加迫切，老師友人與門生有感於台灣社會的現實環境，距離理想仍十分遙遠，於是共同商議，以祝福老師的名義，催生這本《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再度匯聚台灣主體文化的豐沛能量，進而引發各界更多思考與討論。
我個人因為研究興趣屬於文學範疇，對老師的思想性論述並無能力置喙，但因受老師之命，希望能為本書撰寫序文，我不忍違背老師的要求，卻為此躊躇良久，思考再三，勉強只能就台灣文化的建構問題談一些淺薄的看法。
論及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最容易遭受的批評是所謂的「去中國化」，造成這種誤解，則是源自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差異。從台灣主體觀點而言，所謂台灣文化，是指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所共同組成的文化。這些族群涵蓋最先在台灣定居的原住民族、長期居於強勢主導的漢族（包括福佬人、客家人、所謂「外省」族群），乃至近年日漸增加的婚姻新住民（以東南亞為大宗）。以族群文化來說，漢族文化（或一般俗稱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重要成分，但並不等同於台灣文化的全部內涵。換個角度說，台灣主體觀點下的台灣文化，不該獨尊「中國文化」，更應重視各族群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尤其是長期在發言權居於弱勢的族群，相互包容並尊重差異，希望能進而鎔鑄為全新的台灣文化認同。
就台灣漢族而言，從以漢字為書寫、傳播媒介的菁英文化，到庶民生活的民俗節慶、宗教信仰，都一直保存在台灣漢人的生活中，並沒有所謂「去中國化」的問題。如果援用更通俗的語彙，可以說「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以上兩種迥異的看法，顯示的是「認同主體是誰？」的差異。更清楚的說，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雖密切相關，卻不相互衝突，認同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建構台灣新文化，而所謂台灣新文化的內涵，當然也吸納涵蓋漢族（中國）傳統文化在內。
從歷史事實來看，向來居於政治主導地位的漢人族群，因為我族中心導致的偏見，對原住民族文化長期抱持貶抑的態度。雖然近年國家透過教育、法律、政府組織等途徑試圖彌補、扭轉過去的偏差，但仍有待諸多努力。在同一因素下，當代台灣社會對晚近融入台灣社會的新住民及其家庭，包容與認識更是遠遠不足。正因為這樣的現況，更顯示去除漢族中心偏見，尊重並認識多元族群文化，以形塑全新的台灣人與台灣文化認同，乃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以我個人長期涉獵的文學領域為例，台灣文學的界定是開放而包容的「加法」，而不是排除異己的「減法」。就語言形式而言，台灣文學固然以中文漢字書寫的文學為最大宗，但在不同歷史階段，也涵蓋日本殖民時期以日文書寫的文學，以及非文字書寫「口傳文學」（包括原住民族的神話傳說、福佬及客家民間故事、歌謠等），乃至強調各族群特色的母語文學等。此中值得再加詮釋的是，台灣文學雖然是以漢字書寫的文學為大宗，但是台灣的文學並不等同於中國文學，其理甚明。譬如台灣古典文學，至少涵蓋以下幾個歷史階段：其一，17世紀鄭氏王朝帶來的遺民文學。其二，清朝統治兩百多年期間，包括來台任官或遊歷者的「遊宦文學」，以及本土文人的在地書寫。其三，日本殖民時期保留大量的漢人古典詩文（藝術性與思想都頗有可觀），以及鮮為人知的來台日人書寫的漢詩文。其四，戰後迄今包括外省族群、本地民間詩社所延續的古典文學等。
根據以上界定，鄭氏王朝及清朝統治時期的漢字古典文學，固然可歸屬在中國文學的範疇，但在中國文學的視野下，幾乎看不到此一範疇的存在。而日本殖民時期的漢人與日人書寫的古典漢詩文，更是台灣文學史的重要資產，提供不少足以反思深究的學術與文化議題。台灣文學中的古典漢詩文的存在，乃至近20年來所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足以證明台灣文學並不存在「去中國化」的問題，不單文學如此，其他如思想、宗教、藝術各類論述無不皆然。再者，如前所述，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包括口傳的神話傳說、當代原住民作家書寫的文學）、母語文學（涵蓋福佬、客家的母語文學）、新移民的文學，甚是晚近興起的移工文學，也都是前人忽略卻值得重視的台灣文學。
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先生有句話說：「在遙遠的地方，一切的虔誠終將相遇。」在台灣因政治認同的分歧與糾葛，長期造成社會的紛擾。我個人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理解並尊重中國認同者的情感需求，一方面更需持續以善意相互溝通、釐清差異，以求去異存同，求取台灣認同的最大交集。而在所謂「中國崛起」的強權政治氛圍下，如何堅守台灣認同，從台灣主體立場出發，建構台灣新文化，更是當前台灣人必須勇敢面對的重大試煉，相信這也是吾人藉由為莊萬壽老師祝福，出版這本文集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