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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杯水的啟示：柯耀宗回憶錄》 撰述：柯耀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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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的信念｜ 編輯後記
文／柯耀宗
我出生於日治末期的台中州大甲郡大安庄，大安地處大甲扇狀平原的西側，原是中部海港大安港（舊稱「海翁崛港」），後因港口淤塞，加上縱貫線未經過，村莊發展日益遲滯。我父親是大安國小（原中庄公學校，創立於1918年）的教員，全家十口靠著父親的薪水過活，生活並不寬裕。我出生的隔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成為盟軍轟炸目標，記憶中的童年，村子裡的警報經常響起，母親帶著年幼的孩子們躱在防空洞，一躱就是整個早上或下午。
在我五歲時候，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跨海來台。這不僅顛覆了台灣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從只會講台語和日語的學生，到學校被強迫學習講華語，生活中習慣的台語，在學校不能再講，講了會被掛上狗牌。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我才七歲，年紀尚幼，大安庄地處偏僻，幾乎感受不到任何風暴。但對小學生來說，校園是生活的重心之一，當中國兵入住校園，我明顯地感受到生活的波動。我曾經看過台籍日本軍伕威武出征，也見識了中國兵的落魄模樣，我對戰勝、戰敗二者的差異深感疑惑。
1950年代，對台灣人、我的家庭及我的學業充滿了挑戰。在我小學後期，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利敗逃台灣，開始全面戒嚴，國民黨到台後高喊「反共抗俄」、「肅清匪諜」，社會彌漫著風聲鶴唳的氣氛。我的長兄柯耀南1946年進入台大經濟系，從京都大學回到台大的李登輝借宿在大姊夫陳震基家裡，大哥因此機緣認識了李登輝。耀南參加了李登輝所組的讀書會，也在李登輝的指導下加入共產黨，他成為國民黨「肅清」的對象。大哥曾躱藏了一陣子，最後出面自首。留下政治記錄的大哥謀職不順，他決定自行創業。不擅生產事業的大哥，他的小事業以破產告終。大哥的破產，讓家裡的經濟陷入更困難的境地。日後，我面對初中聯考挫折，高中聯考，總算揚眉吐氣進入台中一中。緊接而來，我未能如願保送台大，報考聯招又沒有進入理想的醫學院，心情低落了好一陣子。想想父母親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始終以平實勤懇態度面對每天，這是他們從日常生活為我們豎立的最佳典範。看著父母辛勤長大的我，在無形之中也養成不放棄的精神。儘管有諸多不順心、不如意的打擊，我也擁有站起來的勇氣。
1958年，我考進台大農工系，此時的台灣如同國民黨的禁臠，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我承受著學業及經濟的雙重壓力。因為對化學較感興趣，我在大二轉系到當時前景較佳的化工系，化工成為一輩子職場專業的領域。家裡的經濟狀況無力負擔我出國深造，我仍擁有遠大的志向，我想出國留學。當兵時，我得到台大化工系鄭建炎教授的推薦，拿到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以下簡稱「K-State」）的入學許可，成為該校化工系教授范良政的研究助理。
1963年9月，初到美國，我和幾位台籍留學生偶遇，約略窺出國民黨利用留學生控制其他留學生的手法，我深感台灣人即使到了美國，仍無法脫離國民黨的掌控。在K-State期間，課業和研究助理的工作占去我多數的時間，但不影響我的台灣意識萌發。我每天呼吸著自由、民主、人權的空氣，無形之中，也啟蒙我的思考。
在美國，避不開國民黨留學生無形的監視，也無法阻擋我和台籍同學關心家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基於對家鄕的關心，促使我和志同道合的台籍同學擺脫國民黨對「台灣」兩個字的禁忌，以台灣為名成立同學會。
在攻讀博士時期，我違背指導教授范良政的命令，決定到芝加哥（Chicago）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這個決定讓我遇到一生中重要的朋友Dick Antonson。在學業上，他是一位可以相互勉勵、琢磨的好夥伴，日後，在職場上，他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西北大學期間，我和幾位台籍同學對當時高中自然組學生一味想擠進醫學院感到憂心，台灣青年的選系考量，忽略其他理工科系的重要性，這對台灣科技發展絕非好事。我們幾經討論決定拿出部分獎學金，為台大數學系的學弟妹成立獎學金，減輕他們在經濟上的壓力，希望他們可以依自己的興趣評估理想的科系。
1966至1968期間，我忙著寫博士論文，女朋友好美台大畢業，拿到西北大學入學許可及獎學金到美國。她來美三個月，我們就完成終生大事。不久，我順利拿到博士學位，走入職場。我收到位於匹茲堡（Pittsburgh）的海灣石油研發公司（以下簡稱「Gulf Oil R&D」）的錄取通知，投身煉油業。好美也轉學到匹茲堡大學，之後，我和好美的小家庭，增加了長女思敏（Selene）。我們安穩的家庭生活，不免受到中東的石油危機波及，石化業籠罩著裁員陰影。工作上雖然存在著
不確定性，來到匹茲堡，幸運地認識了羅福全夫婦，也與在堪薩斯的舊識黃東昇夫婦重逢，我們決定創立台灣同鄕會。我在工作、撫養家庭之餘，將閒暇時間，致力於台灣民主運動及同鄉會活動。我身處台灣千里遠的美國，台灣仍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1973年新年，我逃過Gulf Oil R&D的第二波裁員。好友Antonson從報紙得知公司裁員消息，打電話關心我的狀況，他亦邀請我加入杜邦（DuPont Company，以下簡稱「杜邦」）。其實，我沒有換工作的打算，由於Antonson的真摯邀請，我到杜邦面試。一整天深富挑戰的面試，我順利被告知錄取，然而，薪水卻比原在Gulf Oil R&D低。我肩上扛著養育一個嬰孩，另一個也即將到來，還要擔負台灣家計，是否要減薪轉換跑道？這對我及好美是考驗，我們要顧慮眼前的壓力？還是看的更遠，尋求更多發展的可能性呢？我們夫妻深入討論各項利弊，決定接受杜邦的工作，全家搬到德拉瓦州（Delaware）。我和好美的小家庭，在德拉瓦州又新增了兩名成員兒子昭仁（Ted）和次女毓敏（Michelle）。我們的經濟壓力無法舒緩，除了節流，必須想辦法開源，在工作之餘，我也兼差房仲；好美也在次女毓敏出生沒多久重返職場。平靜又穩定的家庭生活，讓我在工作上沒有後顧之憂，我唯一的煩惱，是三個孩子就讀名校的高額學費。
1970年代，杜邦對我是職場生涯的另一個起點，我不再是單純的研發工程師，有機會轉為工程部門的專案管理。到了1990年代，我希望能進一步對公司有所貢獻，自告奮勇到中國，希望能完成上海聚酯工廠（Polyester Direct Springing Plant）的量產計畫。經過六個月的沒日沒夜的奮鬥和無數的心血，總算整頓問題重重的生產線，讓工廠順利量產。到了驗收階段，中方故意使出狡猾手段，工程因此未能如期驗收，杜邦無法拿回工程尾款。然而，我的辛苦和努力，杜邦經營團隊
看在眼裡，我被公司指派為技術授權亞洲地區總監，負責在中國、韓國、泰國及台灣銷售聚酯紡絲技術。
與中國人於公於私接觸將近10年，簡述這段中國經驗，中國人不講信用，即使與他們簽了合約，只要情勢對他們不利，他們會用盡各種手法毀約。此外，可將共產黨視為結構複雜的利益共同體，上至高官下至一般民眾早已形成集體貪污的機制，國營企業如此，甚至連軍隊也是如此。中國的國家產業發展或是商業經營方向，主要以爭取專案（project）為考量。有專案就有貪污機會，至於市場需求如何？非評估要點。有過如此的中國經驗，說什麼也要確保台灣不會淪落到中
國手上，否則台灣將會萬劫不復。
我從大學開始承擔著沉重的經濟壓力，在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理應退出職場，好好休息。當杜邦提出優退方案，我趁機申請退休。意料之外，我接到台灣新光集團的邀請，擔任新光合成纖維（股）公司（以下簡稱「新纖」）的總經理，我是新纖的第一位非吳家出身的專業經理人。對於是否要經營一個負債累累的夕陽傳產業？確實是機會也是挑戰，這讓我和好美長談了好一陣子。撇開經濟因素，以我的年齡體力確實不宜。若單從貢獻台灣的角度出發，將杜邦將近30年的
產業經驗帶回台灣，這對台灣傳產的經營與轉型意義重大。若以回饋家鄉的角度來思考接任新纖總經理的問題，所有的問題自然地不再是問題。2000年，台灣傳產經營者仍欠缺為公司提出願景（vision）的視野，因此，無法帶著產業轉型。我到新纖的第一天，提出了「短、中、長三視野」，希望以此凝聚經營團隊共識，與我共同協力帶著新纖走一條不一樣的路。我與經營團隊磨合一段時間，漸漸有了合作默契，由於團隊及員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在一年多後擺脫長期虧損。我在
多方評估，取得吳東亮董事長的認可，以透過內部創業的方式，帶著公司走入光學膜領域。帶著新纖轉型的中期計畫，對我絕對不是輕鬆的任務。經過11年的辛苦與奮鬥，多次的身體不適入院，在2012年，我從新纖退休。
2013年3月，我和好美搬到美國西岸舊金山東灣的Danville。我多數的時間忙於社區事務、教會和台美人社團。我也和朋友創辦「東灣台美人長樂會」（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of East Bay，「簡稱TASS-EB」）。我協助台美人組織進行永續經營，持續關心台灣政治及經濟動向，也支持心中理想的政治人物。我希望能促進台美的溝通與交流，更希望在每個環節能夠盡自己的力量。考量台灣價值與文化能在美國傳承接代，同時，我也希望東灣教會持續成為周邊台灣人社區的精神支柱，2022年11月，我發起籌建「東灣台美人文化會館」（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e Center of East Bay），時至今日，我仍為此
遠大計畫努力中。
我幼年經歷台灣政權更迭，從一個日本帝國的台灣臣民，轉變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我的成長見證了台灣人在政治上被國民黨箝制的心酸與無奈，我也感受到文化被削弱、母語被任意摧殘的痛苦。我從專制獨裁的台灣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國，我利用每個可能的機會，站出來參加抗議活動或是示威遊行，為台灣爭取自由、民主而打拼。我不是經濟富裕的人，也不是無後顧之憂的人，但是我對撫養我長大的父母，滋養我的土地，我始終深懷著感謝，我因此懷抱著強烈的期待，
有朝一日國際能夠承認台灣。
我並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人，無論學業或是工作都曾遭受挫折，我能一次又一次面對失敗，砥礪我向前是我鍥而不捨的精神，以及我的「半杯水」哲理。所謂的「半杯水」（Half Full Glass）不是半空杯水（Half Empty），而是還有半杯水要填滿的正面（Positive）想法。
人生匆匆過了85年，我關心我的國家，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和朋友為同學、同鄉、社區及社團服務，從來不是在我衣食無虞的狀況，才開始去做。我人生每個重大轉折處，所涉及的每個選擇都是價值的選擇，我相信正確的價值，不僅影響我自己的人生，也影響我的家庭和我的國家未來。因此，我想將我85年所經歷的點點滴滴，以故事的方式書寫下來。除了讓孩子們及孫子們瞭解我的人生歷程，也想以此書鼓勵台灣的年輕人要有夢想，要勇於追夢，更要有一顆不怕失敗、挫折的心，即使身處困境，也要有想填滿半杯水的企圖和決心。
寫下人生小故事的想法在我腦海醞釀多年，然而，工作、家庭、社區、教會、台美人社團總有很多忙不完的事，加上我年事已高，實在沒有心力靜下心來好好動筆，幸得李美蕙小姐的協助，我的人生小故事才有付梓的機會。我也要特別感謝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的何義麟教授，他積極地協助我克服出版的難題，並提供具有建設性的修改方向。另外我要感謝舊金山東灣的黃東昇博士及陳天令博士，近幾年，他們兩位對我短篇的自傳及完整版的著作，提供不少建議、照片及資料，他們甚至協助校稿工作。最後，我必須深深的感謝我的太太郭好美，她的耐心、校稿，使得我能全力迎向這個困難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