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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料研究 第11期》 1998年5月 出版 |
在史學方法論上，一般將史家採來做為歷史研究的史料，概分為三類：一為遺物、二為記錄、三為傳說。在第二類中，有一種重要的史料是回憶錄及自傳。什麼是回憶錄？回憶錄（memoir）是個人以其經歷和觀察寫出來的歷史記述。自傳（autobiography） 與回憶錄類似，惟自傳比較著重以作者個人為重心，而回憶錄側重在外界事件上，回憶錄的作者通常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其主要目的在描繪、解釋這些事件。
回憶錄及自傳經常是歷史研究者用來做為瞭解歷史真像、解釋歷史原由所必須參考的重要史料。像蒙哥馬利的回憶錄、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是研究二次大戰的重要史料；像托洛斯基的回憶錄《我的一生》，有助於了解俄國革命及俄共內部政治鬥爭的歷史；像甘地的《我的真理實驗錄》及尼赫魯的《自傳》，有助於瞭解印度早期的民族獨立運動。
回憶錄或自傳的作者，不一定要赫赫有名、「功業彪炳」的大人物，才具有史料意義，像在政治上並無顯要地位的猶太裔俄國作家約倫堡，他的一部篇幅浩大的回憶錄《人間、歲月、生活》，也被譽為是一部「蘇聯知識分子的精神史」。誠如美國史學家貝克（Carl Becker） 說的「人人都是史家」，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有歷史意識，對過去的事情先有其個人見解，進而能建立有關社會性質、刺激社會變遷……的看法。當一個思及其個人生活，分析其與外在社會環境的關係，他便提供了極生動活潑的歷史素材了。而回憶錄或自傳，所提供的作者與時代社會環境之關係的素材，則更豐富且活潑。無怪乎著名的史家羅斯（A. L. Rowse）也說：「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學到許多歷史。」
不過，我們也知道，每一部回憶錄或自傳，都是主觀的，都僅代表作者本身的主觀見聞而已。正因為每一部回憶錄或自傳經常是主觀的，甚至可能記憶錯誤，所以研究歷史事件或歷史課題，不能僅憑一部回憶錄或自傳，必須透過各種不同主觀的回憶或自傳，從不同角度或立場去對照、比較、參考，以求出真象，得出解釋。所以，各種不同的回憶錄的兼容並存，是史料蒐集時的重要工作。
本期的《台灣史料研究》，策劃了「回憶錄及自傳」這個專題。這種主題的介紹，可以無限期發展而做不完，本期就僅先推出六篇文章做為一個引子，以供讀者諸君參考。
在這次收入專題的文章中，篇篇都有其關注的焦點。彭瑞金先生以文學為主題，論述文學回憶錄對釐清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性，並期待文學大老能留下文學回憶錄，以為時代見證。賴信貞小姐從性別觀點切入，分析女性傳記及回憶錄在文字與內容上所展現的性別特色，並論述女性政治人物在自傳中所面臨的侷限。李筱峰教授與林芳微小姐以二二八為主題，介紹每一本相關書籍的內容與史料價值。李季樺小姐從日人的回憶錄中，爬梳與台灣有關之資料，並探究其中所展現的時代歷史性。張維邦教授分析台灣企業家的傳記，跳脫以往將台灣經濟奇蹟歸功於國民黨政權的英明領導，而從企業家之勤奮與高度智慧來解釋，提供一種新的觀察點。張炎憲教授分析1988年後，充滿台灣人意識的回憶錄之內容，並強調這些台灣人意識的回憶錄不僅可為歷史見證，也足以建構台灣人新的歷史解釋。
此外，本期譯介有兩篇文章，董芳苑教授翻譯《台灣府城教會報》中關於日本帝國領台前後的報導，使這份原以羅馬文字記錄的重要歷史資料，能以讀者熟習的文字風貌呈現。由於資料內容豐富，本期只刊載中日交戰至日本入侵台北的消息，至於其後日本往南征討部份，則留待下期再予刊登。另外，張志銘先生翻譯自1977年刊載於《台灣青年》中＜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一文，記錄歐陽可亮三次九死一生的劫難，提供當代大陸籍人士的二二八經驗。
在「史料介紹」部份，則繼續刊出王學新先生的台東地區原住民史料介紹，相信期待已久的讀者，對台東檔案中有哪些原住民史料深感興趣。
另外，范勝雄先生一文，將17世紀荷蘭人所繪的赤崁耕地圖與日治時期台灣堡圖加以比對分析，以尋求其現今可能的正確位址。而簡炯仁先生一文，則從屏東九如鄉的三山國王廟石碑下手，探究三山國王廟何以出現在這個河洛人的聚落，以解釋聚落開發過程中河洛與客家的關係。
至於其他撰文，在此則不多做介紹，請讀者自行參考。在編者寫下編後語的同時，也意味著本期即將出刊，對於擔任編編輯工作，能見到一份刊物的完成，釋下重擔的喜悅絕非他人所能體會。身旁已為人母的女性朋友說，懷孕到了末期，恨不得小孩快快離開母體，雖有臨盆時的陣痛與恐懼，卻也代表大肚婆的日子即將結束。也許，這是同樣的心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