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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添灯紀念輯》 張炎憲 主編 |
王芬芳序
去年當我站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匾額前，我的內心澎湃，我自問我來做什麼？我為二二八事件能做什麼？
六、七年前，我家開始為先父蒐集資料。先父王添灯於 1947年二二八事件被捕後，家中東西全部被破壞，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要蒐集他的資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包括大哥在內的我們七個兄弟姊妹，總想由 他破碎資料中去拼湊出一些什麼。其實在尋找的過程中，只要有一些蛛絲馬跡或由各地寄來的一點資料時，我們都會由內心發出一份喜悅的吶喊。在蒐集他的資料 時，我們會思考到許多問題；譬如：他做過那些事？他有哪些朋友能提供資料，而大哥總是問我「多桑（爸爸）為什麼要參加政治？」他不只一次的問我，我只好把 這事常常拿來思考。「爸爸您為何參加政治？最後還賠上自己的性命」。
直到2003年，由台南吳南圖醫生的來電告知，父親曾留一幅遺墨「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給他父親吳新榮先生。我的思考，才得到合理的解答。由他寄來的 書中，登出有如座右銘似的十個字，替我和大哥解開了多年的疑慮。在文後先父王添灯除簽名外，寫的是民國35年10月14日，距他當年1947(3)年3月 10日受難還不到半年。
今年（2004）在吳南圖先生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協助下，我等前往台南的國家台灣文學館找到了這幅原稿。那其實是張有如圖畫紙般大小的普通紙張，但 是對我們家族來說，卻是目前能找到除日記外，先父唯一留下來的遺墨。我拿起照相機，站著拍，坐著拍，自己拿著請人拍，心中有無限的不捨，遲遲不想離手，那 對父親多年的思念，全部湧上心頭，只想擁抱那份先父曾經觸摸過的字跡，揣摩他在何種心情下，於吳南圖先生之父親吳新榮先生來拜訪，相談中寫出這些字，雖是 很少的十個字，卻是何等偉大的心願啊！
先父在短短的47年人生中，所留下的東西不多，但在事業上他努力繼承祖父的茶葉事業，除在台灣設立「文山茶行」本店之外，於大連、旅順、琉球、新加坡等有 多間分行。在政治上他是台北市選出二位參議員中之一。在二二八事件前他除辦報廣聽人民心聲外，問政努力，為求得人民的民主、正義，寧可得罪官員，也不得放 過貪污公帑之官吏。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言人、宣傳組長，草擬卅二條，與當時執政者周旋外，到處為民奔走，唯恐台灣同胞陷於 水深火熱的世界。在情勢危急時許多人勸他快逃，他卻大聲呼喊：「我沒有錯為何要逃？」其實，他有很多地方可以逃，但是，他從沒有那種念頭，是就是，不是就 不是，他活得光明磊落，他活得心安理得，死時悲憤壯烈。
我們七個兄弟姊妹全為從小沒有父、母（母親於1945年死於瘧疾）而不勝唏噓，但想到先父能為自己的理想付出生命，使他的生命更有意義，也使我們感到光榮而敬佩。
真的，連墳都沒有的父親，我們只有以一本紀念集來紀念他。這其實是不足的，除稍稍聊表我們對他的思念外，只為讓日後的子孫以及要研究當時歷史的人留下一些可考的記錄。
在此感謝吳南圖先生，為我們保存先父最珍貴之遺墨。也感謝從我四歲半就照顧我成長的大哥、大嫂、大姊們，尤其大哥他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教育我。大嫂、大姊 等在生活上的照顧外，我們全家要感謝張館長炎憲在百忙中，多年的努力，為先父蒐集資料，經常在外為訪問我家長輩而奔波，不遺餘力。且又關心我們全家生活， 噓寒問暖，待大哥、大嫂遠超過自己的家人，除感謝外，還是感謝。我家常說今天能由張館長來寫先父的紀念集是我們最大的榮幸。從事歷史工作者曾秋美小姐努 力、仔細的蒐集及整理資料，視每件先父遺物為珍品，如此敬業，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更是歷史工作者的典範。最後，感謝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全力支持，使 先父紀念集能順利完成。
這本紀念集的完成，不是結束，在我覺得其實我們一直有一個目標；先父為台灣民主努力是個源頭，一步一腳印，我們要跟上去，遠在五十多年前的「卅二 條」，先父就已知道台灣人要怎麼走，只是我們被絆住太久了。今後，面對那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匾額時，身為受難者子女的我，會告訴自己，前仆後繼。台灣 人，您的母親叫「台灣」，大家手牽手勇敢向前走，才不至於辜負先父所說的「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