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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 戴寶村 主編 |
分途各進堅執初心
文／戴寶村
1895年，日清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後，開始推行符合現代的政治體制與政策，逐漸轉型成為現代國家，這股風氣也改變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自1919年開始，改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1920年代陸續設立台北高等學校和台灣帝國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台灣民間同樣受到這股民主風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態度，從初期的武裝抗日，轉為政治、社會運動路線，如1921年開始向帝國議會提出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知識份子也在同年組成台灣文化協會，期望透過文化啟蒙，提升台灣人的智識與文化，如此才能和日本對抗，追求台灣人的自治。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受台灣，台灣本土知識份子的力量，在文化衝突，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下受到重挫，部分人士轉至海外，延續精神命脈，也揭開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楊東傑等人，則是在美國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 3F），並在1958年改組成立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UFI）。
1950年代的台灣是噤聲的白色恐怖年代，在國民黨的洗腦教育下，台灣人幾乎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逃離台灣是當時唯一能夠呼吸自由空氣的活路，也是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許多留學生在出國後，從參與同學會、同鄉會的活動中，感受到台灣人的溫情，開始對台灣產生認同，並透過閱讀相關文章，並與具有同樣台灣意識的同鄉討論，了解到台灣所面臨的危機，逐漸凝聚起台灣留學生的向心力，勇於表現出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願望，以及中華民國無法代表台灣，台灣不是中國一部份的主張。看似簡單的家庭聚餐、野外郊遊、或是球類競賽，卻是聯絡感情最好的方式，海外台灣留學生就是透過這樣交心的方式擴大影響力，使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從區域性、校園性的聯誼，走向世界性的結盟。1966年，在威辛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成立的「台灣問題研究會」，便和UFI結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UFAI），並進而在1970年，聯合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和台灣五地的獨立團體，成立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WUFI），即使主張、路線略有不同，但追求台灣獨立，當然是所有參與運動者不變的目標。
但國民黨對思海外獨立運動的監控，同樣在海外佈下天羅地網，由一批「職業學生」滲透進台灣人的活動與組織，撰寫報告，將「異議分子」分級列管，被打小報告的異議份子，從此成為黑名單而無法回台，在台親友多有受到情治單位威脅，要求管束自己的子女，以及其兄弟姐妹不被允許出國，前途受到影響的經驗。許多名列黑名單的台灣人，即使接到至親病危的消息，在申請返台簽證時，仍受到駐外單位的多方刁難，無法返台奔喪，國民黨政府唯恐海外自由風氣傳進台灣，戳破黨國體制的謊話，卻在許多海外學子心中，留下一輩子無法挽回的遺憾與哀傷。
在台灣意識啟蒙與力量結盟的過程中，許多台灣留學生改變當初赴美的初衷，投入獨立運動，甚至拋棄學業、事業，以專職的身份負責聯盟事務，懷抱著革命的熱情全心奉獻，為喚醒台灣人的獨立自主而義無反顧。1970年，有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的成立，有彭明敏教授成功擺脫監視脫離台灣，理應是台灣人力量受到鼓舞、士氣高昂的一年，但此時對於獨立運動路線的爭議日趨激烈，許多盟員認為，意識的啟蒙雖然有其價值，但獨立運動不能僅止於啟蒙，並且對於多數盟員仍以學業、事業和家庭為主，只有在休假日才能投入運動的現狀也感到不耐，認為要從事更接近革命性的行動，才能打倒擁有武力的國民黨政權，因此有盟員自行辦理訓練，請專家教導如何製作炸藥及使用槍械、射擊等，1970年震驚世界的刺蔣事件，是獨立運動所開出的第一槍，也可說是不滿獨立運動停滯不前的一種投射。
而聯盟在刺蔣事件發生之後，為確保能繼續生存以及不使盟員名單曝光，趨向將事件歸於黃文雄、鄭自才個人行為的立場，加上黃、鄭兩人棄保的影響，使得路線爭議更加表面化。至1973年，基於路線爭議，以及嚴密整理盟員資訊的需要，聯盟決定讓盟員有重新選擇的機會，而辦理盟員重新登記後，約有三分之一的盟員選擇離開聯盟。雖然離開，對台灣獨立懷抱的熱情依舊不變，仍繼續走上自己堅信的道路，為台灣的民主貢獻心力，原本以聯盟為主幹的獨立運動，也在1970年代向外開展出新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朝共同的理想前進。
本書的四位主角，賴文雄學的是法律，卻開過餐廳、做過花園設計和股票經紀人，於1990年代黑名單解除後回台擔任任國大代表，希望對修憲盡一份心力；鄭紹良是土木系畢業，參與過谷關水壩的工程，之後投入航太、人工智慧等科技產業的開發，並曾參與故鄉澎湖縣的立委選舉；王秋森則是化工系出身，先後在紐約大學、雪城大學以及台灣大學任教，期待以文化的力量完成獨立的理想；張文祺原就讀法科，赴美轉讀政治，希望能用手中的筆，打破國民黨封建體制的荒謬，認真投稿UFAI機關刊物《FORMOSAgram》，還曾因為投稿字數過多，讓當時負責編輯的賴文雄傷透腦筋。四人皆在1960年代開始參加聯盟運作，因為理念相近，而能共同推動組織的宣傳工作，其中賴文雄與張文祺更是專職負責聯盟工作，鄭紹良和王秋森則分別以美國本部主席、以及支部負責人的身份投入運動，也都曾在彭明敏從瑞典來到美國，並擔任聯盟主席時提供意見，協助辦理群眾大會、經營台灣研究所（Taiwan Study）等事務。1973年聯盟辦理盟員重新登記，四人或以燒毀當初加入的宣誓書正式退出，或選擇不再登記默默離開聯盟，但也都在離開後以各自的方式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特別的是，四人共同認為，台灣獨立運動應該著重於台灣內部，而不是滿足於向美國人宣傳，因此非常關心台灣的黨外運動，樂意接待、支持從台灣來到美國的黨外運動人士，希望來自台灣的黨外人士，能夠代替身為黑名單，無法回到故鄉的他們，將獨立的理念傳進台灣。美麗島事件後，也曾經將這樣的夢想寄託於許信良，因此願意協助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的運作、《美麗島週報》在洛杉磯的復刊與編輯，以及許信良在1986年闖關回台行動。所有的作為，都是希望一圓台灣獨立的夢。
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經過1960年代的結盟，1970年的重整再出發，到19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已敢於突破戒嚴的禁忌，可以邀請黨外人士訪問美國，或是透過發行的報刊雜誌，轉載島內重要新聞和文章，對島內的運動終於找到著力點。而這些舉動搭起海內外運動的橋樑，兩股力量的互動合作下，激發出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聯盟遷台、廢除刑法100條等成果，四位故事主角，也在黑名單解除後回到故鄉，繼續為修改憲法、爭取總統直選而努力，同時也在三十多年後，將留學的成就帶回台灣，終於能為台灣的科技與產業發展上貢獻所學。
《青春‧逐夢‧台灣國》的主角，他們曾經年輕、充滿熱情，為了心中的祖國台灣，付出青春歲月，投入無法預知、何日得以完成的台灣獨立運動。多年來始終如一，追求理想，希望圓夢。這股精神意志突破國民黨的層層禁忌，重重包圍，終於在1990年代重新回到久別的台灣。自黑名單解除至今，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並持續的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但距離真正的轉型正義仍有不小的差距，台灣雖然已經改變，但仍未形成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因此仍需要他們的努力，奉獻他們的力量。
《青春‧逐夢‧台灣國》中，有著獨立運動者勇敢的事蹟，也有許多在患難中的浪漫故事，讀完他們的故事，我有無限的感佩，我認為他們一生的傻勁、熱情與堅持，是台灣史上最令人感動的詩篇，明知猛虎當前，仍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往虎坑跳，勇往直前。此種理想擔當的精神是台灣人抗拒獨裁統治者，建立自我尊嚴、獨立自主的最大動力。我相信這些浪漫又具理想的故事將會刻印在台灣歷史上，代代傳承。
2016年適逢總統直選20週年，也是民進黨建黨30週年，而且先後在國會及總統都獲得空前的大勝選，讓台灣的民主境界更向前邁進，但勝選執政與獨立自主的台灣仍遙遙相距，猶待有志者的前行奮進，因此台灣獨立運動先行者的思言行，對當下與繼來者更具體悟和實踐的意義，這正是基金會出版此一口述歷史的深意，也藉此與國人共同惕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