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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2 －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張炎憲、沈亮 編 |
從無關到涉入 我是如何擴展我的眼界
文／Lynn Miles
1962年中秋節前，我搭乘著自由輪，經過30天的航行，第一次來到台灣，抵達基隆之後，對於踏上中國的土地而感到十分興奮，當我還是密蘇里州 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的大一新生時，我和鄭介民的兒子結為好友，也因此在來到台灣後暫時住在鄭家，鄭介民已於幾年前過世，在鄭家我好像變成他其中一個兒子一樣， 我稱呼他的太太為乾媽，而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鄭介民來到台灣之前，曾經和令人聞風色變的情報頭子戴笠交往甚密，來到台灣後，更是出任國安局的第一任局長， 曾簽字執行了許多政治犯的死刑，後來我花了幾年的時間才了解到這段背景。
首度在台灣的停留期間之中，我對於身為一個讀中文的好學生感到滿足，也沒有人告訴我除了「自由中國」以外的事，1964年5月我回到美國，繼續在 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的第二年校園生活，我的眼界才第一次因為社會不公和言論自由而大開，當時擔任校刊編輯的我，開始針對校園中一些嚴肅議題撰文，也因此惹上麻 煩，最後的結果是，學校管理層級迫使我和其他幾位編輯離開校刊的工作，這也點燃了我對非美活動委員會和柏克萊大學中言論自由運動的興趣。
當我搭上中國招商局的自由輪，再次前往台灣時，我已經對美國人公認在校園內外應享有的公民權利產生懷疑，1964年11月抵達台灣後，一年間我閱讀了李敖 和《文星》雜誌作者群的文章，也看過了葛超智（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並且曾在荷蘭籍牧師Mike Thornberry的家中和彭明敏有過會面的機會，那次會面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有人批評美國支持獨裁政權，批評美國在越南的作為， 就如同其支持台灣的獨裁者一樣。
同樣是直接的衝擊，但是影響卻更為巨大的是，一名熟識的朋友曾和我談到在1950年代初期，他的叔叔在半夜忽然「消失」的事情，我就此詢問我的台灣籍 室友，一名台大的林姓學生，關於我在《被出賣的台灣》讀到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那本書確實引起我的好奇，為什麼葛超智用好幾頁篇幅描寫的恐怖 論述，在中華民國年鑑中卻只有一句話帶過？在每天的互動往來中，從來沒有人提過這些恐怖故事，我又該怎麼相信葛超智的所言為真？一開始林姓室友顯得有些猶 豫，隨後他向我保證葛超智所說的真實性，並開始敘述他的親人成為犧牲者的親身經歷，然後在我們位於台大對面，朋友照相館樓頂的租屋中，便傳出了陣陣敲門的 聲音，隔壁房的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並且對於一些負面言論提出「糾正」，我看到林姓室友的臉開始發白，所能做的只有結巴的說著「是…是…，對不起…你是對 的…」，林姓室友對這番「糾正」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讓我親眼見證生活中的恐怖氣氛，而正是這份高過一切的恐怖使我有所轉變。
1965年12月，《文星》雜誌遭到查禁後不久，李敖到我的住處來找我，我曾以仰慕者的身份寫信給他，稱他做台灣的馬克吐溫，而他自負的魅力確實值得 這個稱號，很快的我們結為好友，我經常造訪李敖家，在那裡學到了國民黨的罪惡，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不久，李敖因為高中時寫給老師的一封信被戴 上紅帽子，李敖的敵人在胡適的檔案中找到這封信，他在深夜來找我，並要求我和他一起去天母，希望能和美國大使見面，尋求美方的政治庇護（在中研院胡適的前 同事中不只是有李敖的敵人，也有他的朋友，李敖被密告說在他寫給老師的信中提到，比起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暴政，他還比較喜歡共產黨，敵人便以此指稱李敖叛 亂），當天晚上，在記者會公開那封信件的幾小時後，李敖便確信他會遭到逮捕。
這趟前往天母的旅程沒有成果，大使已經就寢，屋內的燈光已經熄滅，而李敖也沒有被逮捕，即使信件毫無疑問的暴露出李敖的忠誠性，但是理由則永遠都無法釐清。
而這趟前往天母的旅程成為我第一次積極涉入對抗政府這樣的冒險行為，如果被發現，將會被驅逐出境，我已跨過了盧比孔河，從一個在言論自由方面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預」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
事事環環相扣，而李敖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1967年底我離開台灣去了越南，1968年春天，在我從越南前往日本的途中經過台灣，李敖請我將一封他寫 給孫觀漢，關於柏楊被逮捕的信件帶出台灣，如果被發現，又將穩固我在不受歡迎名單中的地位。
然後到1969年底，又一次在李敖的指示之下，我在彭明敏脫逃出台灣之前，為他帶了一封信，就在1971年3月李敖被捕並受到刑求後，國民黨當局得 知，我的角色對於亟欲爭取國際目光注意的台灣政府而言，是項難堪的存在，但是在當下，要感謝在李敖被捕之前，我曾和他同住兩個月，我已經相當了解，在政府 的眼中，我和李敖、殷海光、孟祥軻、謝聰敏這些主要敵人已經過於友好，我能留在台灣的時間已經開始倒數計時。
李敖、謝聰敏、魏廷朝，以及其他曾有私下交談的政治異議者被逮捕之後，我在台灣感到相當孤獨，在這裡沒有太多的外國人對台灣人權有興趣，並願意採取有 效的救援工作，我在1971年5月離開台灣，沒有什麼疑問的，我將有一段長時間無法回到這塊土地，因此，解救他們的努力就必須從國外著手。
在我1971年1月到5月的台灣行之前，在1969年底我搬到了日本關西地區，1971年5月回到日本後開始瘋狂的投入台灣人權運動，自然的，救援朋 友的任務便擴張成為救援所有台灣的政治犧牲者，之後目標也轉向其他在美國支持下的獨裁政權國度，如越南、韓國與菲律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