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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野生思考 作者：翁佳音、鄭碩 |
再續燃舊地名探索的好奇心
文／翁佳音
（八卦山尾頂厝仔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退休／兼任研究員）
這本書出版緣起，近因是大約十幾年前，應學生與朋友詢問臺灣奇特地名而來：譬如「凱達格蘭」、「台窩灣」是否為原住民語的地名？北投、南投為何一在台北，一在中部南投？兩「投」同樣是否都是原住民語？是啥意思？甚至是臺灣為何以前被稱「北港」、「南港」卻在台北等等奇怪問題。當時常剛口頭回答某人完畢，另一人又來問，不勝其煩，正好有學生幫我申請臉書帳號，我因此就將回答的問題，以及閱讀他人地名解釋時產生的疑問，寫成短篇札記、發在臉書，幾年下來，札記竟達兩百餘條。本書出版後，還是會繼續寫。會繼續寫，正意味著舊地名的探索與解答，具有無窮盡的趣味。
我會從事地名研究，並非出自興趣，而是出於歷史研究的需求。中外文獻中提到事件發生地點常常是舊式或拼音地名，要是如今地圖找不到，研究者就弄不清楚歷史事件的具體經緯與意義，更無法前往當地體驗。這樣的史事，我就會視為只能背誦、應付考試的歷史，考試後會自動丟棄（難怪我以前中國史老是讀不深入：太多地名與人名與自身處境連結不起來）。因此，我從年輕時，便不斷筆記古今地名的對照，以及19世紀西洋人所寫的臺灣遊記中之拼音地名。我這種研究方向，讓我在不知覺中自成一家，也成了朋友的諮詢對象。尤其是後來轉向研究荷蘭語文獻檔案，我幾乎花了30年以上的時間考訂荷語文獻中的民、番「社」名是今天何地，部分成果，我已放在《熱蘭遮城日誌》與《臺灣長官書信集》中。
重要卻不詳的荷語拼音地名，多有我費心考證的成果，雖知者不多，但我相信對學術界絕對有貢獻。舉幾個例：荷蘭文獻中有Oenij及Lonckjou、我考證是嘉南常見的「塭仔」與嘉義義竹的「龍蛟潭」。又如Zijdatham、’t bos Tapassoejongh，我考證為高雄的「鯽仔潭（Chih-á-thâm）」與橋頭仕隆（礁巴仕絨）。這些瑣碎的考證，相信有助於目前研究者擺脫早期歷史中的偏頗論述，即過度聚焦臺南與殖民者的經營，忽視其他史事。更進一步，則能提醒研究者以舊地名為節點，將荷蘭時代與後來的明鄭、清代連結起來。讓臺灣的歷史多具點土地人民主體性，不致因統治更迭、歷史斷代而斷裂。
當時在臉書發文，用人類學者Claude Lévi-Strauss「野生思考」（法語：La Pensée sauvage）一詞，其實仍有辯證意味。臺灣地名探索，早在清代方志中即有零星對臺灣地名的解釋，如說「臺灣」是「地形如彎弓，故名臺灣」。到了日本時代，伊能嘉矩與安倍明義的地名辭書，幾乎成為臺灣地名研究的經典，相當程度影響了戰後甚至今日的史地研究者。就中，清代志書指出「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赤嵌集》）。接下來的日本時代研究者，也素喜強調臺灣的「蕃」味。因而學術界中的日本學者與戰後研究者，每遇不懂地名，往往用「據傳」是原住民語含糊混過。目前學院中經過馴化的現代學術，似乎形成一種制式的、強調原住民立場的解釋體系。我野生（sauvage）之心卻質疑這個立場：我從用以追究事物本質的名源學（Etymology）出發，提出以下假說：臺灣進入歷史時代後，由於島上原住民族群複雜、語言歧異，原來原住民各自所取地名，往往敵不過行蹤遍佈島上各處的中國閩粵漳潮語系族群。因此，臺灣島地名，特別是沿海地名，多為他們恣意冠稱所取代。從〈東番記〉到荷蘭文獻中的早期地名，幾乎八成以上具有漳潮語系意義。換言之，是外來者閩粵海上漁商或移民所命名。
在本書中，讀者可以看到很多地名討論的比較隨意，並沒有全面的、系統的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的重點在提出假說與方法論，如前文所述的、回到漳潮語系（臺語、閩南語、蠻南語）來分析臺灣大部分地名的方法。我提的這種方法，是想在學術上讓地名學（英語：Toponymy，或德語：Namenkunde）成為一個獨立的學問。我們可透過地名學來深入理解臺灣的歷史發展與人文地理，甚至是文化、族群等現象及其本質。我再舉一例，台南府城一帶以前稱赤崁（臺語：Chhiah-khàm），荷語有Sakkam等多種拼法，以前不少人解釋這是西拉雅語，但若回到我的假說，可發現：不只臺灣其他地方有赤崁，甚至越南等地也有。赤崁，是漳潮航海人士重要的地形指標，文獻中有鄭和或王三保「赤崁取水」，有識者看到，不會一廂情願地斷定此處的赤崁是指臺灣。既然我在本書的重點是提出假說與方法論，並針對有疑義的舊地名進行分析，就表示臺灣的地名學還有相當大的空間讓我們耕耘與反覆檢證舊說，求取可得多方共同接受的解釋。我希望讀者參考我的方法論，去研究自己想研究的地名，不要無批判的接受我的主張。
文末有兩事得鄭重說。一是我為何甘冒大不諱自稱「老番」？寫此文時，正有媒體報導某監察委員要調查「番」字地名。這個時代似乎漸有強制潔淨語言的傾向，一些以前常用但有貶意或帶歧視之用語，如今在書寫上幾成禁物。我以老番自稱，並非故作反動。俗諺說「入（番仔）教，死無人哭」，我家自祖父時代便是基督徒，我也算是「番教」之徒，老「番」非亂自稱。用此名稱，還是要再提醒讀者：理解歷史文獻，要盡量回到當時的感官，這樣比較能還原以前的現象。另一是我近年來家事負擔仍重，往往應允之作無法提出。但在長年摯友阿寶（戴寶村）教授的寬容督促下，又得學生鄭碩，以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溫秋芬的協助，本書才能出現在眾人眼前，他們是我感恩上帝外，要謝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