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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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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嘉 │謝大文 │李筱峰│林美容 │張富美 │黃仁安
監察人
董事：張富美
張富美
台灣雲林縣（日治時期台南州虎尾郡）出生〈1938-〉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1961）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LL. M.）（1962）
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 D.）（1970）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加州Santa Clara大學法學院講師（1976-1979，1981）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1978-1994）
第2、3屆國民大會代表（1992-1999）
民主進步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1994-1995）
台北市政府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1994-1998)
監察院第3屆監察委員(1999年2月1日-2000年5月19日)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2000年5月20日-2008年5月19日)
（一）家世及求學
我爸爸是員林人，台中商業職業學校第一屆以第一名畢業後，當過幾年公學校老師，後來透過有力人士引介，遠赴虎尾的製糖會社就職，等於捧到當時的「金飯碗」，才娶了住在虎尾的我媽媽。
我排行老三，上面已有兩個姐姐，我的內公是個漢醫，我內嬷也出生在員林一個漢醫家，我唸的安慶國小是糖廠的子弟學校，師資及設備特優，戰後初期時局很 亂，學過中文懂北京話的人不多，但安慶國小的老師都來自中國，所以當鄉下老師大都講台語、北京話說得沒那麼好時，我的國小老師卻是發音非常標準、來自天津 的老師。
戰後我父親當過總務課長及農務課長，然後升農務處副處長，替台糖討回許多戰後被侵佔的農地，當局認為他熟悉農務，頗有建樹，本要升他 當竹山糖廠的廠長，後來又考慮升任台中總廠的副總廠長，也曾徵召他參選雲林縣議員，先決條件都是要加入國民黨；但我父親不肯，因此再也無法陞遷。通常糖廠 的職工常被輪調至全台各地，但我父親四十年間從未離開過虎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家在虎尾附近有田地房產，他比較生性淡泊、安土重遷，後來當到農務處副處 長任內退休，沒有加入國民黨想升官也升不了。
（二）二二八事件的衝擊
自小時候我對二二八事件就印象深刻，1947年三月中旬在虎尾市中心的噴水池圓環鬧區有6、7位「叛徒」被槍殺，而且不許收屍，以殺雞儆猴，長達數日之 久，晚上家裡的狗「吹狗螺」，據說是看到厲鬼而哀嚎。兩個讀虎尾女中的姊姊放學回家路過屠殺現場，曾目睹血肉模糊的死屍，非常恐怖，到晚上睡覺時常驚醒， 嚇得吱吱叫。
我父親當時是糖廠所在地安慶里里長，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時，他把所有的外省人員工及眷屬集中在同樂館加以保護，並提供飯糰，外省籍 長官也知道他很認真在維持社會秩序。虎尾糖廠有很多工業錙重設施，國民黨很重視，所以嗣後在當地抓了很多所謂的「匪諜」，包括我的小學老師、校長都被抓去 關了，糖廠裡也抓了不少人。但因為也有許多人在事件後逃亡，警調人員還按戶口清冊清查，我父親因此被羈押在鎮公所審訊一日一夜，後來雖被釋放，他已嚇破了 膽，在家後面廁所旁規劃一條隨時跳窗脫逃的路徑。他一直要我們不可以「tsap」（台語，涉入）政治，我也從小就心存這種恐怖的經驗。因為雙親不許家人談 論政治，從小一直到讀大學時，我也一樣接受國民黨的教育，被洗腦，不知道整個事件的真相，表現得精忠愛國，簡直是「模範學生」。我小時讀台糖的子弟小學， 老師絕大部分都是中國大陸來的人，台籍老師只能教體育或音樂，沒有人敢講二二八的事情。嘉義女中時我當班長，學校禁止說方言，若有同學講台灣話，我還要負 責去掛「我不說方言」的狗牌，並罰違規者五毛錢。
（三）嘉女與台大
當年從安慶國小畢 業的同班女同學，只有我離家考上省立嘉義女中，其他的人都就近讀省立虎尾女中，六年後除了有一位勉強去讀實踐家專以外，只有我考上大學，其他的都無法升 學。像我大姊、二姊都是虎尾女中畢業的，大姊高中畢業就去虎尾糖廠上班，二姊在校成績不錯但考不上大學，也沒有再去補習重考，而我是虎尾地區第一個考上嘉 義女中、又第一個讀台大的女孩子，而且是保送上台大的，雙親覺得很風光。
我考進嘉義女中的成績不錯，被分發在實驗班就讀初中，三年後直升高中 成績很好，後來得到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學院三千元美金的全額獎學金，在當時是一筆龐大的數字。1961年，我從台大法律系畢業，也獲得西北大學法學院全 額獎學金，並順利前往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攻讀法學碩士，還記得那個年代女孩子出國讀書的很少。
我比較會唸書，所以爸媽最疼愛我，但「有一好， 就沒兩好」，我跟爸媽比較沒有緣分，因為我小學一畢業就到嘉義讀女中六年，後來又到台北唸書四年，大學畢業那一年就出國留學，不像其他姊妹可以跟他們兩老 長時間相處。我媽媽不到六十歲就開始吃長齋，據說是有一次父親病重她向佛祖許願的緣故，信佛教非常虔誠還擔任虎尾念佛會會長多年，將來我應該也會皈依佛 教。我家裡除了二姊嫁給基督教浸信會的牧師之外，其他都是信佛教。我爸爸媽媽愛種花蒔草，熱心公益，都活到88歲，爸爸過世於1992年5月，當時我以僑 選國大代表的身分，在台灣參與修憲的工作，媽媽過世於1996年初，幸好當時我已經回到台灣定居，就職於台北市政府訴願會，就比較能夠陪伴兩位老人家度過 晚年，稍稍報答雙親養育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