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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張富美

張富美

張富美

台灣雲林縣(日治時期台南州虎尾郡)出生〈1938-〉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1961)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LL. M.)(1962)
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 D.)(1970)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加州Santa Clara大學法學院講師(1976-1979,1981)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1978-1994)
第2、3屆國民大會代表(1992-1999)
民主進步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1994-1995)
台北市政府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1994-1998)
監察院第3屆監察委員(1999年2月1日-2000年5月19日)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2000年5月20日-2008年5月19日)

(一)家世及求學

  我爸爸是員林人,台中商業職業學校第一屆以第一名畢業後,當過幾年公學校老師,後來透過有力人士引介,遠赴虎尾的製糖會社就職,等於捧到當時的「金飯碗」,才娶了住在虎尾的我媽媽。
   我排行老三,上面已有兩個姐姐,我的內公是個漢醫,我內嬷也出生在員林一個漢醫家,我唸的安慶國小是糖廠的子弟學校,師資及設備特優,戰後初期時局很 亂,學過中文懂北京話的人不多,但安慶國小的老師都來自中國,所以當鄉下老師大都講台語、北京話說得沒那麼好時,我的國小老師卻是發音非常標準、來自天津 的老師。
  戰後我父親當過總務課長及農務課長,然後升農務處副處長,替台糖討回許多戰後被侵佔的農地,當局認為他熟悉農務,頗有建樹,本要升他 當竹山糖廠的廠長,後來又考慮升任台中總廠的副總廠長,也曾徵召他參選雲林縣議員,先決條件都是要加入國民黨;但我父親不肯,因此再也無法陞遷。通常糖廠 的職工常被輪調至全台各地,但我父親四十年間從未離開過虎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家在虎尾附近有田地房產,他比較生性淡泊、安土重遷,後來當到農務處副處 長任內退休,沒有加入國民黨想升官也升不了。

(二)二二八事件的衝擊

    自小時候我對二二八事件就印象深刻,1947年三月中旬在虎尾市中心的噴水池圓環鬧區有6、7位「叛徒」被槍殺,而且不許收屍,以殺雞儆猴,長達數日之 久,晚上家裡的狗「吹狗螺」,據說是看到厲鬼而哀嚎。兩個讀虎尾女中的姊姊放學回家路過屠殺現場,曾目睹血肉模糊的死屍,非常恐怖,到晚上睡覺時常驚醒, 嚇得吱吱叫。
  我父親當時是糖廠所在地安慶里里長,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時,他把所有的外省人員工及眷屬集中在同樂館加以保護,並提供飯糰,外省籍 長官也知道他很認真在維持社會秩序。虎尾糖廠有很多工業錙重設施,國民黨很重視,所以嗣後在當地抓了很多所謂的「匪諜」,包括我的小學老師、校長都被抓去 關了,糖廠裡也抓了不少人。但因為也有許多人在事件後逃亡,警調人員還按戶口清冊清查,我父親因此被羈押在鎮公所審訊一日一夜,後來雖被釋放,他已嚇破了 膽,在家後面廁所旁規劃一條隨時跳窗脫逃的路徑。他一直要我們不可以「tsap」(台語,涉入)政治,我也從小就心存這種恐怖的經驗。因為雙親不許家人談 論政治,從小一直到讀大學時,我也一樣接受國民黨的教育,被洗腦,不知道整個事件的真相,表現得精忠愛國,簡直是「模範學生」。我小時讀台糖的子弟小學, 老師絕大部分都是中國大陸來的人,台籍老師只能教體育或音樂,沒有人敢講二二八的事情。嘉義女中時我當班長,學校禁止說方言,若有同學講台灣話,我還要負 責去掛「我不說方言」的狗牌,並罰違規者五毛錢。

(三)嘉女與台大

  當年從安慶國小畢 業的同班女同學,只有我離家考上省立嘉義女中,其他的人都就近讀省立虎尾女中,六年後除了有一位勉強去讀實踐家專以外,只有我考上大學,其他的都無法升 學。像我大姊、二姊都是虎尾女中畢業的,大姊高中畢業就去虎尾糖廠上班,二姊在校成績不錯但考不上大學,也沒有再去補習重考,而我是虎尾地區第一個考上嘉 義女中、又第一個讀台大的女孩子,而且是保送上台大的,雙親覺得很風光。
  我考進嘉義女中的成績不錯,被分發在實驗班就讀初中,三年後直升高中 成績很好,後來得到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學院三千元美金的全額獎學金,在當時是一筆龐大的數字。1961年,我從台大法律系畢業,也獲得西北大學法學院全 額獎學金,並順利前往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攻讀法學碩士,還記得那個年代女孩子出國讀書的很少。
  我比較會唸書,所以爸媽最疼愛我,但「有一好, 就沒兩好」,我跟爸媽比較沒有緣分,因為我小學一畢業就到嘉義讀女中六年,後來又到台北唸書四年,大學畢業那一年就出國留學,不像其他姊妹可以跟他們兩老 長時間相處。我媽媽不到六十歲就開始吃長齋,據說是有一次父親病重她向佛祖許願的緣故,信佛教非常虔誠還擔任虎尾念佛會會長多年,將來我應該也會皈依佛 教。我家裡除了二姊嫁給基督教浸信會的牧師之外,其他都是信佛教。我爸爸媽媽愛種花蒔草,熱心公益,都活到88歲,爸爸過世於1992年5月,當時我以僑 選國大代表的身分,在台灣參與修憲的工作,媽媽過世於1996年初,幸好當時我已經回到台灣定居,就職於台北市政府訴願會,就比較能夠陪伴兩位老人家度過 晚年,稍稍報答雙親養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