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政統
（王添灯長子）

　　我時常想起父親，時常感覺他回到家中，就在身旁，雖然數十年來我從不對外講起父親。
　　我跟父親的交談不多。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就忙著事業和公事，很少顧及家裡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考上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時，他非常高興，帶著全家一起到餐館吃飯。後來我去滿州讀書，順利考上旅順高等學校，回台後又考上台大，他都高興不已，父親話不多，看他的神情，知道他歡喜，自己就感到得意。
　　父親擅長經商，又熱心政治、辦報論政，兼具數種角色。他忍耐力極強、充滿熱情，卻不失理性，為台灣民眾爭取利益，是他最大的願望，正因如此，228事件中，他站上第一線，也因此而犧牲遭害。一九四六年，父親身兼數職，忙進忙出，我常看到他的辦事處高朋滿座，談論著時局大小事，但是父親太忙，我們見面談話時間就更少。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他突然要我去大連，當時不明白，事後再想，他應該是早有覺悟，預感到自身可能會遇難，才將兒子送離台灣。事發後，許多人勸他避難，他就說過：「政統已去了香港，我沒什麼掛念」，他送我出去正是「留後」的安排。但是，父親疼我，卻不知保護自己，留給我最深的遺憾，我常想，當時我如果在台灣，父親是不是就不會遇害？
　　二二八事件發生，我人在上海，家裡發生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著急卻又不能回來，等到風聲緩和回到台灣，面對的竟是父親的失蹤以及殘破不整的家。身為長子，帶著一群年幼的弟妹，我已無悲傷或怨恨的權利，只得強忍一切，扛起責任，維持全家生計，栽培弟妹。數十年來，在艱困的時候，我常想起父親。當然，我怪他為了自己的理想，沒有盡到為父的責任，可是，又因為了解他是為了台灣人民而犧牲，而我所能為他做的，就是替他把弟妹養育長大，就這樣，他帶給我一股無形的力量，讓我渡過難關。
　　思念父親的心，很苦。數十年來，我絕口不談父親，因為在心底深處，我始終不願承認他已不在，思念他時，卻又只有幾張照片和一本詩集，因此，我一直想，為人子女的應該替父親留下一些東西。二〇〇〇年初，我委託張炎憲教授編輯父親的資料，如今成書出版，世人可以藉此更加了解父親，而二〇〇一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父親百歲冥誕時，豎立他的銅像，從此也有他的型像供人懷念，我長久以來的心願，總算完成。
　　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我很少公開談論父親，也不主動爭取什麼，那是因為我深切知道他的努力和目標，他是為台灣人民抗爭不成而不是冤枉無辜，我不需要為他辯論，但我以他為榮。父親說過：「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這是他的心願和意志。因此，我們願意把對父親懷念和榮耀留在我們心裡，把父親的信念和精神留給他所熱愛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