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炎憲序論

　　王添灯（1901-1947）生於日治時代，活躍於日治與戰後初期，在228事件中被國民黨逮捕，一去不返，屍骨無存。至今國民黨仍無法交待逮捕原因、處決方式、棄屍何處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許永遠得不到答案，但回顧王添灯的一生，重新予以肯定，是重建台灣歷史的重大課題。
　　由於王添灯在228事件中勇於任事，敢為台灣人爭取權益，至死仍不失台灣人本色的作為，博得讚賞，而被尊為228事件中台灣人抗爭的典型。但如果只由228事件來論斷王添灯，將失之偏執，忽略了他一生的事蹟、人格特質和堅持的所在。

一、 開創性的實業家

　　王添灯的祖父及叔公在新店大坪林一帶種茶，是為茶農，父親王綿長兼做茶販。王添灯受此家業影響，日後也從事茶業生意。
　　1932年3月王添灯與黃經、黃熙謙等人創立南興茶行。4月，另與家人創設文山茶行，大哥王水柳擔任社長，負責製茶，王添灯擔任總經理，負責經銷業 務。文山茶行創設時，日本進軍中國東北，成立滿州國。台灣茶葉乃有機會輸往中國東北。文山茶行亦藉此在大連設立營業所，負責滿州業務。1937年與新店同 鄉高良成立文山製茶株式會社，高良擔任社長，王添灯擔 任執行董事。1932年之後，文山茶行業務日益興旺，居台灣輸往滿州茶行排行榜第6位。1940年，滿州國實行物價統制，茶葉改由該國生活必需品會社一手 包辦，因三弟王進益的日本大學同班同學西鄉昇三是該社負責茶業許可業務的人員，因此予以方便，文山茶行的茶進入滿州國並不受限制，反而躍升為台灣茶行輸入 滿州排名第5位。1942年，根據茶商工會的調查，文山茶行居台灣茶輸往中國華北排名的第3名。
　　為了經營茶葉，王添灯在 1937年，以茶輸出者身份，參加「第二回內台茶業大會」，藉機參觀靜岡線茶業，返台後撰寫〈內台茶業大會參加感言〉，提出對台灣茶業改良的期待。 1938年，參加台灣茶業「北支班」調查團，前往中國，調查該地民眾嚐好的茶種及交易實況，作為台灣茶輸往北中國的準備。1939年，台灣茶共同販賣所派 王添灯前往中國東北，調查台灣茶輸往滿州國的現況。王添灯精通日文、台語和滿州話，在日治時代已是台灣茶業的滿州通。文山茶行的業務也因此日漸拓展壯大。
　　戰後，1945年9月，王添灯出 任「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這是行政長官公署農村處接收三井製茶株式會社而設立的官辦特種茶業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月，擔任「台灣省茶業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已是台灣茶業界的代表人物。從日治時代至戰後，他對茶業開創性的作風，不只擴展文山茶行的業務，更使他能有餘力從事政治活動，實踐 他的理想。

二、 地方自治運動的推動者

　　王添灯在1915年自安坑公學校畢業，1917年在新店莊役場上班，晚上就讀成淵中學夜間部。1929年，任台北市社會課僱員，翌年離職。這是王添灯簡短的從公生涯，從此進入政治界和企業界活動。
　　1930年，王添灯擔任東洋醫道會理事長南拜山來台巡迴演講的通譯，而參與台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負責主編《台灣皇漢醫界》雜誌的日文欄。西方醫學 傳入東方之後，漢醫逐漸被取代，失去昔日的地位。日本漢醫界人士感到生存危機，推動皇漢醫道復活運動。南拜山來台宣揚，王添灯因此機緣而參與。台灣漢醫界 同樣也面臨西醫傳入台灣之後，逐漸萎縮的情況。王添灯的參與，除了熱衷支持漢醫之外，撰文表達醫者要確立真的仁術，照顧無產大眾，隱含替弱勢者說話，藉漢 醫表明外來統治者輸入近代醫學之後的問題。
　　1931年9月王添灯辭去《台灣皇漢醫界》的編務，改由其弟王進益接任。在這期間，出版《台灣市街莊政之實際》，並逐漸參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工作。
　　1930年8月楊肇嘉等人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1931年5月24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北支部成立大會，王添灯被推舉 為支部20名幹部之一。8月2日，台北支部召開第一次會議，被選為參加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第一次全島大會的12名代表之一。同日夜間，台灣支部在台北鐵道旅 館舉行政談演說會，王添灯以〈被囚的台灣自治制度〉做為講題。王添灯志趣的轉向，促成他退出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致力於地方自治聯盟的工作。並在新店成立支 部，廣募盟員，驚動地方當局。10月11日，遭到警方拘留，後經台北支部幹事李延旭、谷本貞雄的抗議交涉，才於同月17日獲釋。
　　同年12月5日蔡式穀辭去台北支部主幹，改由王添灯接任，更展開兼容並蓄、活力十足的長才，使得支部活動日益活絡。1932年1月15日，台北支部派 遣廖福景攜帶傳單赴淡水散發，行至台北車站，被刑警逮捕，帶回警局應訊。王添灯聞訊，立即前往交涉，抗議警方的取締是非法行為，終獲警方道歉放人。
　　1932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第二次全島大會，王添灯依舊擔任台北支部主幹。1935年，第三次全島大會時，擔任台北的本部理事，逐漸成為台灣地方自 治聯盟的重要幹部。由於戰爭腳步逐日逼近，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自1936年活動越來越困難，終在1937年自動宣佈解散。王添灯的政治活動也隨之終止，而轉 為致力茶業的經營。
　　《台灣市街莊政之實際》最能表達王添灯對 地方自治的觀點。他認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自決已成世界風潮，菲律賓、印度要求獨立。日本雖於1920年給台灣形式上的自治制度，但已無法符合新 時代的要求，所以楊肇嘉等人才在1930年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台灣也與日本本國實行同樣的地方自治。朝鮮、北海道、樺太在當時已實施地方自治，日 本對台灣反而以「尚早論」搪塞，反對台灣實施地方自治，這是對台灣民眾的侮辱，充分暴露日本統治的無能。這本書分成上下兩篇，提出市街莊應當扮演的角色功 能及自治權的規範和實施的必要性。王添灯對台灣現況瞭解甚深，認為市街莊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市街莊能夠實行地方自治，國家社會才會改革進步。因此撰稿成 書，表達台灣人對實施地方自治的願望。

三、 參政與辦報的實踐者

　　王添灯三弟王進益從日本大學經濟系畢業返台之後，與謝雪紅、蔡式穀等人創辦《伍人報》，成員包括王萬得、周合源、白成枝、張朝基等。後接續王添灯編輯 《台灣皇漢醫界》，因家人怕其言論惹出禍端，將他送往大連，負責大連分行的業務。王添灯因從事地方自治運動，許多運動上著名人士都曾是文山茶行的座上客。
　　戰後，王添灯除 了在商業上於1946年1月出任「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更直接參與政治活動，1945年9月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1946年5月擔任台灣區台 北分團主任，1946年4月擔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更當選台北市參議員、台灣省參議員，1946年6月出任「人民導報」社長，8月創辦週刊「自由 報」，擔任社長。王添灯活躍於政界與新聞界，身兼數職，活動力十足，成為台灣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1946年4月，王添灯競 選省參議員，提出政見，主張「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省市縣鄉鎮各級首長實施民選，並盡量登用省內賢能清廉之士，以免貪官污吏之跋扈，移植壞風氣於省 內。」「政治民主化，民生也才有保障的可能。」「政治不致為少數上層階級所操縱，而成為形式上民主實際上非民主的階級政治。」王氏的競選主張已表達其對台 灣地方自治的一貫主張，及力主民主與大眾福利並重的觀點。當選省參議員之後，4月15日，拜訪《人民導報》社時，更以「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自我期 許，全力以赴，希望台灣能達此目標。
　　在省參議會，王添灯屢 次發言批評官員的貪污腐敗、不顧民情，其中以質詢專賣局局長任維鈞侵吞70公斤鴉片案、資源委員會接收台糖公司15萬噸白糖案，和批評「管理委員吞紙」、 追究官商勾結將台灣物資輸往上海營利，致使台灣經濟殖民地化，最為出色。在《新新》雜誌第6期（1946.8.16），王氏以〈省參議會的千萬言〉，指出 台灣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束縛，卻反而倒退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失去法治精神，因而要求民眾應該團結力量，監督政府，誓為全民利益而努力。
　　王添灯主持下的《人民導報》為民喉舌，針砭政府、揭弊不遺餘力。該報在1946年6月9日2版刊登高雄特訊「日人統治時代之縮影，又重現於今日之高雄，地主勾結劣紳警察壓迫農民，農民組織決死隊以保生命線」，因批判時政，王氏受到譭謗名譽的官司。
　　當時的省縣參議會，沒有預算審議權，無法直接監督行政當局的施政與財政收支。王添灯在《人民導報》1946年9月4日，連續三天，談及此事，欲藉此喚起民眾注意此不合理之事，行政當局也能體察議會民主的精神，早日使議會有預算審查權。

四、 228事件的悲劇英雄

　　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引爆全台民眾蜂起反抗、要求改革，而爆發228事件。緝煙只是導火線，自接收之後的腐敗貪污 、法紀失序、物價飛漲、經濟崩潰、文化摩擦才是主要的原因。接收者高高在上的統治心態，處處顯露優越感，視台灣人民為二等國民、蔑視台灣歷史文化，造成接 收者與台灣人民之間的鴻溝與心理糾葛，使得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王添灯身為省參議員，挺身而出，站上火線，出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兼宣傳組組長。3月1日上午，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參政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 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王添灯被推選為四位代表之一，前往長官公署要求解除戒嚴、釋放市民、不准軍警開槍、和籌組處委會等事項。
　　3月2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王添灯出 任代表，到長官公署要求撤退市上巡邏車隊及哨兵等。3月3日上午，被推為代表面見陳儀，訊問當局處理情形。下午處委會開會之後，向全台廣播：「革命先烈的 血不會白流的」，說明改革的要求與決心。3月4日中午，以處委會委員身份向民眾廣播：強化處委會組織及議事運作，決在台北成立本部，並由各地分部派代表出 席等。3月5日，處委會宣傳組預定推派陳逸松、王添灯、吳春霖和黃朝生四人，赴南京中央政府陳情228真相。3月6日，「台灣省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補 開成立大會，王添灯擔任主席，被選為常務委員，他提議以國語、閩語、客語、英語、日語廣播228事件的原由、經過及處理大綱，讓全世界瞭解真相。3月7 日，處委會議決王添灯所擬的「三十二條要求」，並推舉全體常務委員向陳儀提出，王添灯為其中代表，但32條要求不被陳儀接受。王添灯感到時局緊迫，在絕望 之下，仍然向台灣民眾廣播，勉勵大家「今後台灣要有改革的成果，全賴台灣人民的意志。」
　　王添灯是 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重要幹部，敢言敢行，數次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與陳儀交涉，也數次代表處委會向全台民眾廣播，並擬32條要求，要求政治改革，建立台灣 成為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台灣人能自己治理台灣。這些要求都是台灣人自日治時代以來長期追求的目標，但在國民黨眼中，卻是叛徒、叛國的行為。3月11 日凌晨五點多，王添灯在自宅遭人強行帶走，一去不回，至今死因不明。
　　王添灯在228事件中，勇於為台灣人民說出心聲的作為，國民黨卻視之為寇仇，加以逮捕處死。王添灯的死難已成為228悲劇的象徵、台灣人民的悲劇英雄。

結語：精神永留台灣

　　王添灯享 年僅四十六歲，人生雖然短暫，卻留下許多事蹟，供後人追思。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要出人頭地與日本人爭鋒，是件難上加難的事。他卻能夠參與《台灣皇漢醫 界》的編輯工作，鼓吹重視漢醫和醫術醫德，與當時蔚為風潮的西醫界相抗衡；又能以身作則參加「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地方自治的活動，並撰稿論述地方自 治的理念和實踐，在當時日本強權統治下，很難有人願意挺身而出，為台灣說話。
　　他不只有從事政治運動的興趣，也具有經商的頭腦。本是茶農的家庭，他卻不甘於只是種茶維生，而成立文山茶行，將茶業推銷至國外，賺取利潤，成為成功的實業家，並以此財富，轉而支持政治運動，為台灣謀取福利。
　　戰後，在一片歡欣鼓舞迎接新時代來臨的氛圍中，他投身於政治，擔任民意代表，主持《人民導報》社務，發刊《自由報》，以實際的參與，監督政府，批判政 府施政得失。在人民奮起要求改革的聲浪中，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兼宣傳組長，至死堅持台灣人的改革要求，終被國民黨逮捕殺害。
　　王添灯在 228事件中，堅持到最後，求仁得仁，壯烈犧牲。死後，有很多人談論他，說他只會做生意，不懂政治；或說他對政治熱昏了頭；或說他是馬克斯共產主義者；或 說他被一群左翼青年所包圍，受他們影響。這些說法都是一種推測。如果檢視他的一生，他出自新店安坑的農家子弟，奮勉向上，急公好義，熱情奔放，開創事業， 極知窮苦民眾的生活，不惜出錢出力，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處處為台灣人民的福利設想。這才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追求。
　　王添灯的生涯雖然短暫，卻留下許多令人懷思的事蹟。在228事件中，他是位悲劇英雄，但在台灣史上，在台灣人民追求幸福、建立民主自由社會的道途上，留下深刻印記，讓人追思不已，他的精神更成為台灣子弟奮起努力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