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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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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疆闢土的年代
張炎憲老師的台灣史學史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書收錄張炎憲老師1979-2008年發表的近25萬字文稿，筆者有的曾多次查閱參考，有的首度直面相見。這次為了撰寫導讀，在全部翻讀與反覆回味後，特別感到張炎憲老師下筆如有情的文字，儘管時過境遷，依舊散發打動人心的魅力，將筆者帶回天微微光、台灣史研究猶待「開疆闢土」的年代。那個無論國內、海外，學院、民間，老中青三代都充滿豪情壯志的時代。
正當盛年的張老師，當時剛自日本返國，任職中研院，進入大學授課，台灣史研究的學術志業才要展開。我們今天已不能知道博士後階段的張老師，進入中研院初期的研究規劃與學術想像；因為不久，歷史的脈動就將他推向台灣區域史與平埔歷史的研究了。1986年8月，張光直先生在中研院的「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總分支計畫開始執行，張老師除代表三民主義研究所參與總計畫、擔任執行小組成員外，也與民族所莊英章先生、台師大地理系施添福教授一起提出研究計畫，成就了此後數年張老師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隔年（1987）7月15日解嚴，台灣的政治社會也幾近同時轉動起變遷的巨輪，政治民主化、社會本土化的事件與風潮一波波衝擊台灣的人心。張老師作為活躍的時代弄潮兒，收在本書的作品，因此必須放在與時代脈絡、人生歷程的對應下，才能真切感受與理解。
本書在主題上可以分成兩單元：一是「台灣史學史」，二是「平埔族與漢人關係」的歷史研究。在前者，張老師再三陳述台灣史研究長期以來的發展困境與限制，提出理想的研究史觀，更打破學界的言語禁忌，明確指出政治現實、中國想像、國家認同與台灣史研究之間的多重糾葛。後者，則是以新竹地區與竹塹社的具體研究成果，反映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台灣史研究者在廣大無邊的新開地，如何任意揮灑、皆成篇章的活潑自由；而原本無人問津的「平埔研究」，在學院內外的關注下，竟開始受到世人重視，甚至從「雞肋」轉成「當紅炸子雞」。
這些文章，在串連與集結後，文章內部與文章之間，都能說明一些現在才能體悟的意義；以下，筆者嘗試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台灣史研究的推廣與實踐
第一單元「台灣史學史」的22篇文章，書寫的時間跨度從1979年到2007年，分別發表於期刊雜誌、專書論文集與演講場合。在前後28年的書寫過程中，筆者試著將這些文字分成幾個階段，以理解當時情境與張老師可能的想法。
（一）從事台灣史研究的初心（1979-1984）
張老師赴日留學期間（1976-1983），曾在《思與言》發表了〈簡介日本對日據台灣史的研究概況〉一文（1979）。這篇刊登於解嚴前的文章，雖只是簡要介紹日本學界的台灣史研究重點── 如霧社事件、抗日民族運動、經濟史等，以及當時日本學界主要的台灣研究群體、著作狀態；但在台灣史研究一片荒漠的1970年代，應是相當珍貴、不易獲知的海外訊息。1984年，張老師返台就職於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當年即以〈戰後台灣史研究的發展脈絡〉為題，分兩期刊載於《台灣文藝》（88、89期，1984.5、1984.7）。文內先回顧1960-1980年代歷次由大學、民間團體與中研院舉辦的台灣史討論會，並整理了辦理或參與會議的學者前輩名單，可說是具有史學史意涵的基本工作。再來，則簡要說明台灣省通志館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接續、通志纂修與《台灣文獻》的創立沿革，也對1950年代全台各縣市紛紛成立文獻會的時代背景與相關刊物略作回溯。這些看似平淡的文字，隱含張老師對1950-1970年代為逃避政治風土、不得已遁入文獻工作之前輩文人的一種不忍與呵護。張老師寫在文末的結語：「當筆者翻閱這些刊物時，看到好的刊物和好的作品，就百感交集。想到20、30年前，前輩學者就能那樣地精細認真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刊物，而今日的物質條件不知高過昔日多少倍，卻看不到一份苦心編纂的刊物，怎不令人汗顏而傷心？」已透露張老師日後會那麼關注刊物主編或創立的初心了！
（二）在中研院參與「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86-1990）
1986年8月，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總計畫項下的工作室開始運作，張老師作為執行小組成員之一，比任何人都要積極的關懷工作室成員與工作進度。次年，張老師繼莊英章先生後，成為第二任工作室召集人（1987.9-1989.8）。如今想來，張老師當時的理想，大概是藉由各種工作項目包括編書目、辦演講、收資料、交朋友、做調查、推計畫等，以打造一個具有田野調查、資料收集力的研究社群，目標則是讓台灣史研究能在中研院人文各所、甚至歷史學界，取得一定的立足點。這時期的研究書寫，主要以新竹地區與竹塹社研究為主，收錄於本書的第二部分「平埔族與漢人關係」，後文會再說明。
1988年4月，工作室經院務會議通過，從任務編組轉型為由院方正式編列預算的「台灣史田野研究室」，作為收集史料、推動台灣史研究的常態執行單位，遠景看似一片美好。然而，當時的氛圍除了仍視台灣史為地方史、鄉土史外，主事者是以「新興領域」或「研究平台」作為「台灣史研究」的發展取向，並不樂見它在性質與組織上過於往上發展，或與當代政治社會有太多相互詮釋的關係。當此之時，張老師出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1990.11），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學院轉向廣闊的民間社會。
（三）從學院轉向民間（1990-2000）
1993年，中研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張老師雖然關心，但知道研究院的框架，將使台史所必須投入更多能量回應學術的嚴格要求；因此，張老師將心力完全投注在吳三連基金會的台灣史料中心，作為平衡、督促台史所的民間力量。自此以後至2000年擔任國史館館長前，張老師從學院走向社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推動具有主體性的民間台灣史論述。這個階段的張老師，係以「口述歷史」（二二八、白恐、獨立運動），與政治運動、社會參與、團體創立（如台灣歷史學會、台灣教授協會）等為主要工作重點；本書收入這個時間段落的文章，[1 ] 恰能反映這個時期的關鍵思維。
這些作品，在內容上固然有史學史起手式的文獻史料引介、研究議題與論著分析、歷史分期討論、海外研究陣營關注，但最大特色是張老師對「台灣史觀」的檢討與重新定位。我們看到，這時的張老師開始明確主張「台灣史研究」的「主體性」，將「台灣人」不斷受到外來政權壓迫的「歷史遭遇」與「台灣史研究」的內涵與目標緊密接榫，進而藉由「台灣史研究」與「台灣國族主義」的結合，將台灣史從「地方史」、「區域史」朝「一國之史」的高度推展，最後標舉「台灣人精神史」作為「台灣史研究」的定位。
（四）台灣人精神史的定位
什麼是「台灣人精神史」？張老師認為，台灣自進入近代民族國家的殖民歷史以來，大部份台灣人因學習統治者（日本人、國民黨政府）灌輸的歷史文化，而忘記自己是誰，失去關於台灣的歷史記憶；然而，長期以來台灣仍有少數人能清醒地對統治者接力抗爭，他們從事的運動、表述抗爭思維的作品，正足以彰顯台灣人的精神內涵。
因此，在策略上研究分析這些抗爭者的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和宇宙觀，重構哲學思維，即可確立「台灣人精神史」的歷史傳承；而「台灣史研究」若能掌握到此一從「抗爭」出發的觀點，即可清楚看到1945年以來國民黨政權如何對台灣人強制灌輸大中國的歷史文化思維與國家認同，進而從反對與抗爭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型態，進而挑戰中國歷史文化的絕對性，深刻知道自己是誰，建構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定位當代台灣人的精神史。
儘管如此，張老師在他的書寫中並未否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知道台灣歷史發展的中國成分；換句話說，他所強調的主體性，不在從客觀上抹滅台灣史與中國史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在立足點的選擇與視角的差異。他所倡議的「台灣史研究」，是採取不同於統治者帶入的視野，而從腳下的土地出發，重新觀看中國的歷史文化、詮釋台灣在世界史中的位置，進而找出台灣歷史的獨特性。
張老師從來不是單純的學院學者，在兩岸的政治競逐過程中，張老師從事的台灣史研究，是一個綜合街頭抗爭、演講鼓吹、社團運動、編輯書寫、教育推廣的行動史學，目的在實踐獨立建國的理念。他雖必須回到歷史中釐清台灣人欠缺主體性的原因，反省台灣移民文化短視近利的特質，批判漢人文化觀，但終極關懷卻是如何讓台灣社會從傳統的血緣、地緣、民族文化觀，轉型為休戚與共、生命一體的國民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1996年發表的〈台灣史研究與台灣主體性〉一文，最能說明張老師深入歷史、返身現實的台灣史概念與主張。
（五）執編《台灣風物》‧撰文紀念五十週年（2001）
相較於一般的史學史論文，張老師撰寫於2001年1月的〈《台灣風物》五十年〉一文，有必要特別說明。前文提到，張老師在1984年翻閱1950-1960年代前輩學者編纂出版的刊物時，曾對當代「竟看不到一份苦心編纂的刊物」，感到汗顏。1986年6月，珍貴的機會來了，張老師除承辦林本源基金會的「台灣研究研討會」事務，也接編了《台灣風物》季刊。事實上，「研討會」與「風物」可說是「台灣史研究」在學界尚未取得市民權前的最重要平台，也是各世代研究者匯聚一堂的主要媒介。其中的《台灣風物》，更上承日治時代《民俗台灣》、戰後《台灣文化》與《公論報》「台灣風土」遺緒，是民間學術能量的主要保存場域，歷史最悠久的台灣研究代表刊物。
1986-2000年之間，台灣史研究已勃然興起，但學界關於台灣史研究的刊物仍相當有限，《台灣風物》因此成為吸納當時台灣史學者旺盛研究力的主要管道，不少經典作品刊登在這個時期的《台灣風物》上，不但吸引許多讀者，到今天還有一定的點閱率。2001年，適逢《台灣風物》創刊50年（1951-2001），張老師作為主編，特別撰文回顧50年沿革與發展轉折，統計文章種類與數量，也針對歷代編輯、作者做進一步分析。轉瞬之間，台灣的民間刊物卻已逐一消逝，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瞭解《台灣風物》一路行來的艱苦，也能體會張老師堅持維繫刊物民間性格的心情了。
（六）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2000-2008）
2000年政黨首度輪替，張老師從民間走進廟堂，接掌最能定義「國史」性質、轉變「國史」概念，作為中國史核心重鎮的國史館。在這個階段，張老師既要在機關內面對舊觀念、伺機打造新精神，自己也要適應從與政府對立、主張抗爭，變身為政府官員的大轉折。究竟要如何面對這麼劇烈的變動，張老師如何思考國史館的定位，強化國史館的口述歷史工作與學術地位，從本書收入的若干文章，[2] 多少可以有一些瞭解。
二、研究典範的建立── 竹塹社的調查與研究
收入本書第二單元「平埔族與漢人關係」的8篇文章，除最後一篇是張老師2008年參加古文書學會的講詞外，主要是張老師1980年代國科會計畫「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子計畫，與莊英章、施添福共同提出），與1990年代張老師協同王世慶先生、李季樺女士以「竹塹社」為中心的研究成果。這些以19世紀末新竹地區為研究場域的論著，可說是臺灣史研究初興時期的名作。30年後的今天來看，這些文章所能應用的史料、論述的建構雖不免有簡略之感，但就當時的研究條件如資料極度不足、基礎研究大多空白的限制下，張老師能以土地申告書的搶救、建置與分析，古文書的解讀，族譜資料的家系繪製，調查訪問的口述歷史，以及祭儀現場的記錄觀察等，不但在史料取得與應用上有突破性進展，研究方法與理論視野也迥異前人。這些作品，可說建立了一個迄今仍難以取代的地位，對後世學者的啟發與影響更值得另文討論。以下，筆者僅就三點面向簡要說明，供本書讀者參考。
（一）漢人移民史的關注
1988年刊出的〈漢人移民與中港溪流域的拓墾〉，以及出處不詳的〈十九世紀末新竹地區業主層分析〉二文，應是張老師執行「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研究計畫（1986-1988）的成果；與二文有連帶關係者，則是張老師擔任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召集人時，主編的《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1989）。
前列兩篇文章，主要以張老師與莊英章先生從桃園土地改革館搶運回來的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土地申告書為基本材料，藉由竹南一堡、竹北一堡、竹北二堡下轄的街庄區劃設定研究空間，再逐一登錄申告書各項欄位（如業主、坐落、地目、大租、水租、地基租等）的資訊，以取得業主名單、租額種類與數量等，作為業主權轉移、族群互動等課題的分析依據，這是資料應用的特色之一。
其次，〈中港溪流域〉一文，係以流域與次級地域（下游的中港社域，中游的北埔、銅鑼圈、崁頂寮、三灣一帶，上游的南庄一帶）作為描述的空間單位，以進一步討論內部的隘線推移、原漢關係與地權轉移，在概念上反映當時代的區域史研究取向。
而同時期編纂的《移民史書目》，則以「政策與措施」、「移民來源與分布」、「農墾型態與經營」、「漢番關係」、「家族宗族發展」、「土地開發與區域發展」、「宗教活動民間結社」等共計14個主題，彙總清代以來的史料檔案，整理日治迄1980年代的專書論文、調查報告、統計書類等，強化移民史研究的基礎工程。
（二）古文書的收集
1980迄90年代「臺灣史研究」勃興時期，民間古文書的大量發現、整理、解讀與出版應用，雖是眾所皆知的「老生常談」，但本書〈苗栗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1988.12）、〈古文書迷人之處〉（2008.5.3）二文，適足以訴說「開疆闢土年代」的動人故事、溫暖個案。
苗栗三義鯉魚潭的潘大洲先生，是著名的巴宰族鄉紳，他將長期收集的數十件古文書，毫無條件的慷慨交給張老師影印複製，張老師才得以撰文探討岸裡社群之一的蔴裡蘭社，何時以及怎樣從台中神岡的大社遷往苗栗鯉魚潭的歷史。這篇開創性的文章，日後成為所有鯉魚潭族群歷史研究從事者的入門書目，到今天還持續引用參考。至於「古文書如何迷人」，只要細讀〈古文書迷人之處〉的親切話語，保證讀者會有好似「聽到」張老師娓娓道來的效果與感動。文中談到王世慶先生採集編輯《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的鉅大貢獻，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無力採購只能分區調查的往事，三田裕次先生的收藏與台灣首部古文書集的出版，以及曾有許多熱忱的地方友人、甚至古物商，無私提供珍藏供研究單位複製收存的佳話。這些如今聽來猶如神話傳說的往事，印證的正是時代潮流滔滔變化，古老美好的時光再也難以回頭。
（三）竹塹社研究
台灣史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團隊之一，莫過於張老師與王世慶先生、李季樺女士的組合了。從1988到1993年，這個三人團隊開始從事竹塹社古文書的地毯式收集與細膩的解讀工作，其成果就是收入於本書的〈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讀〉（連續發表於《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26期，1991.6-1993.3）；並統合為《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一書，由田野研究室出版（1993），〈歷史文獻上的竹塹社〉（1993）一文就是這本書的導論。後續，還有1998年張老師為新竹市立文化中心編輯出版的《竹塹古文書》。
張老師與王先生、李季樺在解讀資料的同時，也常一起前往當地調查，或查閱戶籍資料、進行口述訪問，或與地方文史工作者交遊、追蹤族人遷移的路徑。這些文獻史料與調查資訊的綜合，先是1994年1月22日在「平埔研究工作會」的例會中發表，同年4月撰成〈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錢姓為例〉一文，在台灣第一個以平埔族為主題舉辦的研討會中發表，最後則刊登於1995年6月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出版的專書《平埔研究論文集》中。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張老師團隊將19世紀末竹塹社族人的分布，竹塹七姓內部的關係，族人與漢人、泰雅族、賽夏族的互動情形，從無到有，盡皆完整的描畫出來。針對七姓中的衛姓（關西、打鐵坑、番仔陂）與錢姓，則從系譜製作、遷徙過程，到家族發展與特色，都能仔細重建，以具體分析檢討竹塹社衰退的原因。這一系列關於竹塹社的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調查工作，如今已成為平埔族群歷史研究的典範。以下，筆者將引述一段張老師的話語，說明他從事平埔族歷史研究的想法。
「從事平埔族研究，是為了要瞭解漢人和平埔族的互動，從而理解漢人是如何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建立漢人社會，而漢人和平埔族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漢人社會有無受到平埔族人的影響等。台灣的開墾史或是歷史發展，絕對不能以漢人為中心的觀點去看，必須注意到原住民的觀點，這樣才能真正了解台灣史」（張炎憲2008）
張老師當年呼籲的研究理想與主體觀點，近20年來多已實現，台灣史研究如今在發展上面臨的問題，已大不同於往日。張老師昔曾使用的土地申告書，在台灣史各種檔案資料庫大多建置與開放後，似乎也不再稀有特別，現在能使用的材料已是無遠弗屆。撫今追昔，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張老師作為先行者、行動者，如何為台灣史研究開闢與打造一條康莊大道，另一方面則注意到歷史研究要有成果，確實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與發展，才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成長，而每個動態階段也自有其追求的目標與評定的價值。這些體認，在回顧張老師30年來的著述後，才有更深刻的感受。
筆者書寫這篇文章的時刻，正逢行政院通過「增列平埔原住民」的「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2017.8.17）。儘管目前的草案未必符應每個族人的期待與理想，但歷經30年復名運動的波折，能有如今的結果，仍是台灣政治社會的突破性進展。竹塹社族人歷史記憶的復甦與更新，即曾受到1990年代張老師研究團隊史料發掘與密集研究的影響；張老師如果還在世，應該會感到稍許安慰吧！
註：
- 〈割裂與重生――台灣史研究的定位與簡史（1945-1990）〉（1990.12）、〈台灣對外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檢討〉（1991.6）、〈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1993.2）、〈日治時代台灣史的研究定位〉（1993.2）、〈重建台灣人反抗精神史〉（1993.8）、〈台灣分館藏日治時代政治運動史料及其利用〉（1994）、〈脫離殖民悲運•追尋獨立自主――台灣人精神史的重建〉（1994.9）、〈口述歷史的採訪與記錄〉（1995）、〈台灣史研究與台灣主體性〉（1996）等。
- 〈營造國史館美麗願景〉（2000.5.22）、〈台灣史發展的特色〉（2000.10.25）、〈國史館學術集刊創刊辭〉（2001.12）、〈歷史研究與國史館〉（2002.9.17）、〈口述歷史與台灣史的重建〉、〈國史、台灣史、歷史教育〉、〈從地方史到國史〉（2002）、〈國史館與台灣史研究〉（2005.6）、〈國家建構與日治台灣史研究〉（2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