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出版
2017年9月出版
訂價:4500元(精裝9冊,
不含USB隨身碟)
6000元(精裝9冊,
       含USB隨身碟)
   2000元(USB隨身碟)


 


簡介
目次鄭麗君序吳樹民序林琇梨序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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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題意識」到「實踐意識」的
「戰後台灣政治史」研究

薛化元/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炎憲教授是我台大歷史研究所的學長,他在1974年6月以《清代治台政策之研究》,在楊雲萍教授的指導下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東京大學專攻東洋史,而以研究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抗爭運動的歷史,作為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他除了在學院工作,長期投入台灣史領域的研究、教學工作外,並致力於從民間的立場出發,從事台灣史的田野調查、口述訪談及台灣史知識的普及、推廣工作。除了擔任8年的國史館館長之外,他的學術專職是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後來又參與了台灣史田野工作室(後來台灣史研究所的前身)。至於他在民間台灣史領域,除了長期參與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編《台灣風物》之外,更重要的是長期參與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工作,蒐集史料、主辦研討會、進行口述歷史、出版雜誌。因此,炎憲學長的全集以台灣歷史作為主軸,是意料中的事。根據目前全集收錄的九本書中,第3冊《專論三》=《戰後政治運動史》將近23萬多字,與第6冊《二二八》收入有關二二八的論述,或是第1冊《專論一》收入有關台灣史學史以及平埔族與漢人關係的論述,還有第9冊《人物與時代》是份量最多的4冊。不過細究其內容,發現與戰後台灣政治史密切相關的文章,實際上更為豐富。
  除了全集第3冊直接將焦點置於「戰後台灣政治運動史」,但是綜觀全集的內容,除了「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內容外,還有一些因為文章性質、分類的考量收入到其他冊的文章,實際上與戰後台灣史,特別是政治史有密切的關係。不提內容較為多元的部分,單單第5冊《時論二》的「戰後政治運動」和「解構國民黨政權」兩部分,就將近9萬字,而第7冊《書評書序一》的「政治案件」和「台灣當代社會運動與民主發展」兩部分更超過10萬字。就整體全集內容的比重而言,對照炎憲學長研究所階段專攻清代台灣史,博士班時期專攻日治時期台灣史,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炎憲學長的研究重心,實際上是從清代往日治發展,到最後則是以戰後台灣史作為主要的研究領域。
  這本《戰後政治運動史》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分為4類:演講紀錄、研究論文、論文以及專書或是研究報告的導論。以演講而言,1990年代有兩篇,最早的是1991年11月在台北醫學院河洛社學生會演講的〈戰後台灣民主運動〉,以及1995的〈台灣近代國家的形成與挫折〉。2000年到2008年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則有2004年的〈戰後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和〈國家權力、人權與原住民族〉,以及2006年的〈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建構〉;之後則有〈口述歷史與生命書寫〉及〈台灣獨立運動與國家建構〉。就演講的主題而言,20年間台灣的國家建構/獨立及民主課題是重點所在。
  前述的研究主題同樣呈現在研究論文的內容上,收入在本書的研究論文,都是炎憲學長1990年代的作品,基本上先發表在研討會,然後再收入到專書,因此發表的時間與登載的時間有時候有一年的落差。1991年宣讀的〈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產生的探討── 以廖家兄弟為例〉,1993年的〈台灣(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和〈歷史意識與台灣國家定位〉,1995年「馬關條約一百年」宣讀的〈威權統治和台灣人歷史意識的形成〉,都是探討台灣人(菁英)的國家意識(定位),至於1999年發表的〈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實際上是炎憲學長持續關心的主題,後來在美麗島事件30週年時,他還主辦了一場大規模的學術研討會。
  至於全部發表在2005年以後的「論文」類作品(在研討會發表者到出版會有時間的落差),固然包括國家建構/獨立及民主這兩個主題的文章,包括2005年發表的〈從歷史觀點看「中華民國」名稱〉、2011年的〈李登輝總統與1991年的關鍵年代〉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發展與特色〉,以2013年的〈台灣人意識與國家建構的歷史考察〉。不過,白色恐怖及其歷史記憶則是此類作品的重點。包括2007年發表的〈台灣知識分子的戒嚴記憶〉、2009年的〈鹿窟事件與歷史真相的追究〉、2014年的〈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和〈白色恐怖與高一生〉。
  最後,在專書或是研究報告的「導論」的部分,收入於本書中的作品,都是有關白色恐怖的文章。包括1998的〈鹿窟事件研究──《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導論〉、2000年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導論〉以及2002年為《風中的哭泣: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上、下)》撰寫的〈風中的哭泣── 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
  我和炎憲學長認識並不算早,還有更多的前輩學者與炎憲互動的更密切,不過,炎憲學長樂於提攜後進,加上一些偶然的歷史機緣,使得我對炎憲學長在本書中的一些論述的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附記於下。1987年我退伍之後,鄭欽仁教授著手籌組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基金會運作之初,我曾經協助相關的行政事務,因此與擔任董事的炎憲學長有了進一步的往來。而在戰後政治運動史的第3冊中,最早炎憲學長的文稿是在1991年那一年他參加了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研究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共同推動了二二八學術研討會,發表了〈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產生的探討── 以廖家兄弟為例〉的論文。炎憲學長這篇論文的提出,實際上與早在1990年前後,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會為了突破當時外在環境對二二八研究的限制,積極推動具台灣民間色彩的二二八研究有密切關係。當官方1991年1月17日「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成立後,民間二二八研究小組,雖相對無法閱覽相關的官方檔案,且人力、經費兩缺,但仍依規劃在1991年年底舉行研討會,報告民間小組學者研究的成果。而炎憲學長這一篇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指出了二二八事件之前,台灣獨立主張重要的歷史緣由,其實廖文奎(廖文毅兄)在戰後初期就主張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並沒有取得台灣的主權,而是類似麥克阿瑟GHQ統治日本本土的狀況是類似的,對於戰後台灣獨立思想的淵源的探討有突破性的成果。在探索戰後台灣追求主體性思想的發展上,他的研究在突顯了二二八事件前後整個台獨主張的發展,這是相當重要的貢獻。
  而在1993年,他在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發表了〈台灣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很明顯地呈現台灣的國家認同及國家定位是他對戰後政治運動史上重要的研究方向。此後炎憲兄在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上,在1995年開始觸及〈威權統治和台灣人歷史意識的形成〉,這是發表在《自由時報》舉辦「馬關條約100年台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論文。而在炎憲學長撰寫這篇文章的前後,剛好我有機會應當時廖學廣主持的汐止鎮公所派人聯絡,去評估撰寫「汐止鎮志」的可能性,由於當時還有其他學者表達了興趣,所以終究沒有從事此一工作。但是在跟汐止鎮公所溝通此事的過程中,對方提及白色恐怖相當重要的鹿窟事件,建議可否進行相關簡單的報告。由於當時鹿窟事件的研究成果相當有限,要進行這個主題的演講,要花費比平時更多的心力,一定必須找相當有熱忱的學者才有可能。當時我想到的人選就是炎憲學長,也請汐止鎮的同仁邀請他來做演講。事後來檢視炎憲學長的研究歷程,長期以來他致力於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和研究,固不待言,而這個機緣是否影響稍晚炎憲學長帶領團隊投入鹿窟事件調查、研究的背景呢?透過這次編輯團隊整理炎憲學長的著作目錄,可以發現鹿窟事件成為炎憲學長研究白色恐怖的一個重要的起點。其後,他繼續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進而擴大他對台灣白色恐怖的研究範疇,包括口述歷史,以及他在國史館館長任內推動,隨著2008年政黨再輪替沒有完成,最後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以論文集呈現的《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及轉型正義》的研究,以及他在國史館館長任期最後,在陳水扁總統支持下,突破檔案開放的限制,出版的大量有關白色恐怖的政治檔案,這些不僅是炎憲學長重要的成果,而且對於爾後目前大家關心台灣轉型正義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如前所述,透過這一冊收入的文章分類,我們可以說,除了二二八事件之外,炎憲學長在「戰後台灣政治史」範疇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三個:國家建構∕獨立、民主化及白色恐怖。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在2000年擔任國史館館長之後,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成為職務上必須負責的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炎憲學長前述研究的主題內容,基本上就是在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高壓統治台灣的結果,他的關心延伸到此一範疇,也是合理的發展。就此而言,他也努力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別是以台灣主體的角度,來探索、思考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意義。而這一個向度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續到他從國史館館長退下來,繼續回到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和在台灣歷史學會所進行的工作。這本專論收入的只有炎憲學長在2005年發表的〈從歷史觀點看「中華民國」名稱〉,不過,他後續在此一領域的耕耘,包括動員學術界的朋友在2011年出版的《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之外有關中華民國歷史的探究問題。
  基本上,炎憲學長在二二八以外的「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收錄在本書中。配合研究成果產出的時序,我們可以發現炎憲學長研究的軌跡以及領域的擴展,但是更重要的,正是由於他取得博士學位以後的研究重心在戰後台灣政治史,與他所關心的、所投入的台灣主體性的發展,甚至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之間,在生命與學術上有了更清楚的連結。進一步說,炎憲學長在「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範疇,聚焦於國家建構/獨立、民主及白色恐怖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與他自己投入的台灣民主運動或是台灣獨立運動,以及批判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的現實關係有密切的結合。就方法論而言,這是以來自生命所產生的問題意識為基礎,進而在歷史研究領域產生的歷史意識,而研究所得,進而回歸生命關懷,則是一種實踐意識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