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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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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一位思想與行動的巨人
張炎憲教授
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86年某日，曹永和教授帶著還是碩二生的我去拜訪張炎憲教授。張教授當時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任職，他與翁佳音先生正在整理連溫卿手稿〈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因為我的碩論主題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題，但缺乏左翼觀點與史料，我的指導教授曹永和知道張教授等人剛發掘此一新史料，或有機會參考。
長久以來史學界的一個習慣是，研究者吝於分享其所掌握的新史料，以確保研究上的優勢。我們師徒二人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前來，沒想到張老師一口答應，他讓我定期前來閱覽抄錄、並在碩士論文中使用。這是張老師尚未發表的新史料，卻同意一個素昧平生的小研究生率先使用。多年後想起，仍然對於曹老師的引介、張教授的大度，深深感激。
2000年政黨輪替後，張炎憲教授出任國史館館長，號召台灣史學界成員進行二二八研究、撰寫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製作二二八辭典、著手白色恐怖研究等等，我也有幸一路參與追隨。過程中，更領略了張老師目標導向、大公無私的領導風格，心中敬佩不已。
近來因為張炎憲教授全集的出版，有機會展讀他自1980年代至2010年代的時論，對他的學思與懷抱，獲得更全面的理解。張炎憲教授是一位宏觀、無私的台灣史研究推動者，對當代台灣史研究的貢獻無可取代；又因為對台灣深摯的情感，令他無法僅僅待在冷氣房裡的進行學術研究，1980年代台灣政治解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張炎憲教授即投入一波波民主化運動，可說是無役不與，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在為台灣成為正常國家努力奮戰。他是一位思想與行動的巨人，展讀他的文字，令人深深感動。能夠獲邀為其全集的一部分撰寫導讀，是我至大的榮幸。
《張炎憲全集 第4冊 時論一》收集了他對台灣歷史文化、台灣研究、台灣史教育、原漢關係相關的文章。簡單的說，對台灣充滿深厚情感、使命感的張炎憲，期許「有正義感的歷史學者、有感情的歷史教育」，文集中深入精闢的分析，讓人咀嚼再三。
在台灣史研究還未興盛的時代，張炎憲教授已經對台灣的文化與台灣人認同問題，有過深入思考。戰後因二二八事件大批台灣人菁英遭殘殺，島內民主運動遭壓制，至美麗島事件後才逐漸蓬勃，張教授認為，雖有少數台灣人不願屈服，但大多數人政治性格軟弱，在悲愴、無奈的心情下，不是認命、妥協，就是逃命、移民海外。他特別指出，本土反對運動是以政治運動為前導，文化界與學術界菁英遠遠落後，威權壓迫的時代，大多數台灣人知識分子懾服於統治者的氣焰、以統治者的思考為標準、以躋身領導階級而自得，因此戰後學術界由外省籍人士所主導，台灣成為中國研究的實驗室，漢人文化中心成為主論述，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遲遲不前，台灣主體性無法建立。
為了找回台灣主體性，張教授大聲爭取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資源。例如1987年，張教授阻止廢除台灣分館，要求保存日治以來難得的館藏特色史料，建議應成立國家級的台灣研究圖書館。他也建議應該多方蒐集荷蘭文、西班牙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與台灣相關史料，另成立台灣學研究中心，使台灣研究具有世界史眼光。1991年，更要求應仿效先進國家，成立國家檔案局，將超過30年的政府各部會公文書與檔案整理建檔，開放給民眾閱覽使用。
如今，他的種種發想都已陸續實現。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於1994年開館啟用，並於2013年更名為國立台灣圖書館；檔案管理局也於2001年正式成立。其中，尚未實現的是以蒐羅各國檔案史料為目的的台灣學研究中心。雖然2007年台灣圖書館轄下設置了台灣學研究中心，但該中心以典藏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史料為主，與張教授所建議的性質不同，具國際性寬廣視野的台灣學研究中心仍待努力爭取。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設立過程中，張炎憲教授屢次大聲主張、奮戰不懈，並火力十足地猛攻國內極為扭曲的學術生態。例如他批判學術界領導高層以中國為主、輕視台灣的保守心態，以政治指導學術的扭曲現象；台灣史長期缺乏官方重視，全賴民間努力維繫。又直指政府捐助鉅款給哥倫比亞大學等機構研究台灣，卻在國內查禁台灣研究書刊；也砲轟中研院以兩岸交流之名屢邀中國學者來台，卻將享有國際聲譽的海外台灣人學者列入「黑名單」，拒於門外；更指責中研院院士幾乎80%拿外國護照、歸化為外國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受大中國意識主導，不肯腳踏實地肯定在台灣努力為土地打拼、奠定學術基礎的學者。張教授呼籲國內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應該確立自信與自主、培養在地人才、奠定台灣研究典範與學術風格。
經過6、7年的努力，1993年5月，總統府終於批准中央研究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張教授認為，這個結果顯示台灣的自信心逐漸恢復，台灣研究從在野進入體制，此一蛻變是台灣學術界的大事。但是，他也擔心長期受到壓抑、卻在民間生氣蓬勃的台灣史研究，一旦進入學院，「會不會漸漸失去對土地的情感，躲在冷氣房裡，談經論理說得頭頭是道，卻失去台灣史原有不怕風吹雨打、百折不撓的生命力和台灣人精神」；會不會「掉入學術自我設限的框框，自傲自詡，成為一群學術貴族」？因此，他殷殷期許台灣史研究能夠維持「開創力、活潑力、感情力與多元化」。
可惜，對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成立貢獻厥偉的張炎憲教授，最後卻未能進入這個他所極力爭取設置的學術機構。
張教授推動台灣民眾為主體的歷史研究，並且以翻轉台灣歷史教育為目標。1989年〈當前台灣史教育的問題〉一文，就已指出歷史教育中有關台灣史的內容，無法使受教者接觸歷史發展脈絡、培養對土地的情感。他不客氣地批評，從小學到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因政治上的需要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建設與貢獻，有關台灣歷史的敘述破碎、零散，且忽略戰後台灣人民付出代價、勤奮努力才是今日成就的最大動力。他建議小學應加強鄉土教育；國中與高中教材的第一、二冊應以台灣史為主，教科書不應由官方編訂，應該開放、由學校自由選擇使用；大學應廣設台灣史課程等等。1990年〈立根土地與民眾的學術—對大學台灣史教學的意見〉一文，更建議大學歷史學系應該分為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個組；除歷史系外，台灣史應該列入大學的通識課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張教授早早就已反對「台灣人四百年史」史觀，認為與事實不符、且是中國本位主義及漢人中心主義的歷史偏見。他特別關心原住民歷史，希望透過對原住民史的發掘，重建台灣多元族群文化觀，勾勒人類在台灣、中國與東亞海域的互動關係。
張教授上述對於台灣歷史教育的建議，如今已先後獲得採用。1993年教育部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1995年開始推動鄉土教育。1997年國中第一本台灣史教科書〈認識台灣〉公布使用，以後國中、高中台灣史教科書內容都增加、並單獨成冊。1996年起，國小、國中、教科書逐年開放，統編本教科書走入歷史。而大學通識教育已廣設台灣史課程，各大學歷史學系也已將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個領域並列。並且，台灣原住民史研究也日益蓬勃，將數千年前南島語族活動納入台灣史教科書的書寫範圍，已成為常態。
多年後，我們回顧張教授對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倡議，一一獲得實現，不得不佩服他深刻的思考與長遠的眼光。
張炎憲教授不僅在學院中關心台灣史研究的發展，他更長期參與各種社會運動、投入政治改革，是具有強大行動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張炎憲全集 第5冊 時論二》，收錄了張教授有關公共議題的看法，包括台日關係、台韓關係、中國政策、當代政治運動、國民黨觀察等等，為他的共公共參與留下紀錄。
作為歷史學者，張教授對台灣人的日本情懷有獨到見解。他分析此一情結形成的過程指出，日本統治50年所帶來「強迫輸入」近代化經驗，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改變，與中國的抗日民族主義歷史發展過程大不相同。戰後這兩個不同歷史經驗的族群相遇，中國官員厭惡台灣人「奴化」、積極去除「日本毒素」，把中國的對日經驗強加在台灣人身上。原本興高采烈、以為將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不但未獲公平待遇、反遭嘲笑歧視，終於因緝血案爆發二二八事件。在戰後的創傷下，台灣人對現實不滿，懷念起日治時期的安定，卻因此被誤解為「親日」。
但是，留學日本的張教授卻無日本情懷，反而對日本有許多批評。他指出，韓國上下有強烈的反日情緒，日本因此不敢小覷，不得不對殖民統治韓國的過去公開道歉，並在教科書中列入。但是台灣受日本統治51年，遠遠超過韓國的36年，日本政府卻從不對台灣表示歉意，教科書中也隻字不提，台灣人對於這種差別待遇應該提出嚴重抗議。
他也指出，日本學術界有不少人研究韓國歷史文化、成立朝鮮學會、出版刊物、推動日韓文化交流，日本政界則對韓國動態十分注意，努力維持韓國的親日情勢以維護東亞安全。但是日本政府對台灣卻極為現實，僅將台灣當作中國政策的一環，在曖曖昧昧的態度游離在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政權之間，採取政經分離的手法，獲取最大利益，關鍵時刻則選擇「事大主義」，不願得罪中國，不把台灣放在眼裡，也不考慮台灣人的想法。而國民黨政府卻因須依賴日本支持、經濟合作，不敢向日本討價還價。
面對日本這個先前的殖民母國，張教授認為台灣社會並不遜色。他比較日本與台灣社會的特性，認為日本人心性保守、社會變遷多來自上層菁英指導，導致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控制日本政治。台灣社會則具個人獨立色彩、自主性強，民間力量強大，許多改革呼聲來自底層。因此他主張，台灣不應學習日本式的民主，應該建立自身的民主文化。他更提醒，台灣人應該有自信，不要因為討厭國民黨而向日本人示好，應該重新審視評價日本統治的歷史，建立台灣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觀，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他提議以代表台灣民意的國會議員、以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立場，展開對日外交，去除「一個中國」窠臼，迫使日本不能漠視台灣的存在。並基於台灣同為亞太海島國家的共同特性、緊密的歷史關聯、發展歷程的相似處，建立平等對待、相互尊重的兩國關係。
1987年9月，張炎憲教授有機會到韓國研修半年，就近觀察韓國大選與政治情勢，他很快就敏感察覺到，新當選的盧泰愚總統即將轉變外交方向。他指出，中華民國自稱與韓國是「兄弟之邦」，但是韓國其實不願當小弟，此種以大國自居、卻不去理解鄰近國家的態度，不僅不切實際、實是自我膨脹。他注意到韓國對中國充滿複雜情感，雖然與中華民國保持友好關係，但因「事大主義」傾向，試圖與中共建交。果然，1992年，韓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張教授比較韓國與台灣的政治特性，認為充滿悲情、抵抗歷史的韓國社會，激烈參與政治，出現種種選舉熱潮，但其政治主要依恃強人，由強有力的領袖號召、組織民眾，創立新政黨，這種政治發展特色象徵他所身處的1988年的韓國，民主政治尚未深入民間，韓國社會仍在一元領導之下。相對之下，台灣社會力充沛、逐漸多元發展，很難再出現強人政治。他建議台灣應多多關心韓國文化動向、年輕一代的想法，鼓勵留韓學生、翻譯韓文著作，真正了解韓國，建立知己知彼、平等互惠的台韓關係。
1980年代起，張教授即是街頭運動的常客，他不像一般學者躲在冷氣房裡，卻時時在社會運動中拚搏。1989年鄭南榕自焚，五一九當天他在總統府前的送葬隊伍中，目睹了詹益樺的自焚。同年，他為新國家連線候選人聯署推薦、積極助選。1990年，野百合學運風起雲湧，他側身學生靜坐隊伍中，聆聽學生在台上的抗議與控訴，感受年輕人的改革熱望。1991年，調查局逮捕陳正然等青年爆發獨台會案，他撰文聲援、控訴國家暴力；黑名單人士陳婉真遭拘捕，他急切呼籲「不讓陳婉真孤單」。1992年，他參與台灣教授協會的行動，上街要求「廢國大、制新憲、反獨裁、落實社會權」。1993年他參與民主進步黨的文化會議，推動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新生等等。
隨著2000年民進黨執政，張炎憲教授被延攬出任國史館館長，他把握機會積極從事戰後台灣史檔案與口述史料的蒐集、出版，並著力於重新詮釋歷史事件的工作。除透過國史館大量出版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案件、海外台灣獨立運動檔案史料、口述歷史外，他也對四二四刺蔣案、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美麗島事件、戰後民主運動史、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發展等提出論述，展現出對戰後歷史整體論述與嶄新觀點的企圖心。
1990年代國民黨陷入嚴重內部鬥爭，張教授直指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之爭，並非理念義理之爭，而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更指十四全黨代表大會將「內鬥、腐化、金權、特權」現象端上檯面。對於李登輝總統自1990年代以來的改革，他持審慎保留的態度，例如指李登輝一面談「台灣人的悲哀」，一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是「精神分裂的狀態」，令人不安。直到2000年，才肯定李登輝的最大功勞是為台灣建立民主體制，其主政12年期間使台灣人力量浮上檯面，是「推動台灣國家建構的搖籃之手」。
他也推崇陳水扁執政8年期間，在教育、司法、軍隊、情治、外交等方面都有所調整，逐漸移向以台灣為主軸，陳水扁的成就在於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脫離國民黨和大中國意識的制約，延續李登輝的改革路線。
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卸任國史館館長的張教授絲毫不得閒，因馬英九總統的政治路線憂心不已。他批判馬英九與國民黨為「中正紀念堂」重新掛牌、歌頌獨裁者；封殺九八課綱、進行意識形態復辟；通令全國改為漢語拼音、提出「書簡識繁」政策，與中國文化接軌；抑制本土社團發展、積極推動兩岸交流；主張「兩岸一中」、「化獨漸統」。
從文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張炎憲教授在他生命最後幾年的憂心與焦慮。他更加努力發聲，拆穿中華民國政府的虛構性：2011年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舉辦「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學術研討會」，提出8項證據證明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在舊金山和約60週年紀念活動上，強調開羅宣言非條約，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中台灣主權歸屬未定。又出版《中華民國百年真相》拆穿國民黨的各種謊言。他也與台灣國家聯盟密切合作，在座談會上反駁「退出聯合國」的說法，還原2758號決議文真相。
張炎憲教授為他心愛的台灣奮戰到最後一刻，在2014年10月逝世。台灣歷史學界失去一位宏觀無私的領導人，台灣社會更痛失一位致力自由民主、獨立建國的行動家。透過張炎憲教授充滿感情的文字，我們感受他的深思與遠見的同時，更該學習他的使命感與行動力。謹以此文，紀念張炎憲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