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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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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探究真相到轉型正義的追求
薛化元／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在1985年以前的台灣學術界基本上是一個禁忌，站在非官方立場論述此一事件的主軸固然幾乎完全沒有，[1] 縱使站在官方的立場來探討二二八事件的著作，也幾乎沒有，這與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台灣史的禁忌有關。相對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當時的官方或者是民間（流亡於海外者）則從不同的角度，試圖詮釋二二八事件並說明相關的狀況。不過，隨著國民政府以武力進行鎮壓，進而完成綏靖、清鄉，並在1947年7月進入動員戡亂時期，1949年台灣開始戒嚴後，社會籠罩在恐怖高壓的氛圍下，二二八事件在台灣被迫「噤聲」，從集體記憶，特別是公共場域的集體記憶中消逝，有的家屬為了避免後續的政治迫害，也被迫「封口」，只靠極少數人在私領域口耳相傳。
一直到1980年前後，才開始有增額立委在立法院中提出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質詢，可是當時的二二八事件透過立委質詢所呈現的，實際上往往與白色恐怖相關，而不是單純二二八事件。在那個強人威權體制的時代，洪昭男、蘇秋鎮、黃煌雄等立委訴求的是釋放仍被監禁的「二二八事件」的受刑人，還沒有觸及探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或是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來尋求救濟。這是我台大歷史研究所的學長張炎憲教授從東京大學返回台灣之際，台灣社會或是學術界的氛圍。
炎憲學長從東京大學得到博士回台初期，他進行的論述或是研究，一開始並不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主，但是留學日本期間，根據了解，他與在日台派前輩有相當的互動，對當時海外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或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應該有一定的接觸。不過在此之前，他就與《自立晚報》等相對本土在野的媒體有一定的互動，曾經發表一些文章，因此，他返台之後，也吸引了一些關心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前輩的注意。
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和李勝雄、林宗正等人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雖遭到官方打壓，卻是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出土」的重要契機。至於炎憲學長從關心二二八事件，到正式投入二二八事件的相關事務，1988年是重要的轉折。根據目前收入這本文集的資料，在那一年，他為鍾逸人的回憶錄撰寫了序文，[2] 開始正式對二二八事件進行論述。另一方面，他跟李筱峰教授合作，著手蒐集有關回憶二二八事件的資料，1989年1月在李明仁主持的稻鄉出版社出版，炎憲學長也為這本書撰寫了序文，[3] 就這樣，炎憲學長從民間的角度開始從事二二八場域的耕耘。此後，1992年他幫沈秀華、張文義採訪紀錄的《噶瑪蘭二二八》寫序，[4] 這是炎憲學長此後長期與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工作結緣的一個重要開端，隨後他自己親自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工作，更重要的是，透過每本書的導讀和後記，表達了他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與看法，以下透過這些文章試圖釐出他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發展：從1993年出版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的〈喚回歷史的記憶：八堵火車站事件的背景〉、1994年《基隆雨港二二八》的〈二二八民眾史觀的建立〉、《嘉義北回二二八》的〈台灣人抗爭精神史的重建：嘉義二二八事件的思考〉、1995年《嘉雲平野二二八》的〈從平原到山區的最後抵抗〉、《嘉義驛前二二八》的〈徘徊於抗爭與和平解決之間的悲劇〉、《台北南港二二八》的〈二二八女性史研究的新路〉、1996年《台北都會二二八》的〈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分水嶺：二二八的歷史轉折〉、《淡水河域二二八》的〈從體制內抗爭到獨立自主：二二八的文化遺產〉。
這些口述歷史的成果，1994年以前都由《自立晚報》出版，1995年以後則是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就此而言，以民間的力量長期投入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工作成果最為豐碩，炎憲學長當之無愧。
至於1998年炎憲學長在他規劃推動，和陳美蓉、楊雅慧主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發表的〈二二八的歷史意涵── 鎮壓、反抗、扭曲與重建〉一文，更是他2000年以前投入二二八事件研究領域總結性的作品。我偶而有機會和他討論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便不只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反抗精神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他也透過報刊媒體及其他方式來探討、推廣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議題。從1989年開始，他面對當時二二八紀念碑的落成（民間），有了清楚的論述，強調必須勇敢面對歷史。[5] 而同時他開始撰寫關於二二八事件之後走向的省思，並追求二二八歷史的重建，[6] 同時進一步思考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的意義，[7] 也要求教科書應該呈現歷史的真實。[8] 而其中對於二二八與台灣近代國民意識的形成也是他注意的焦點，[9] 而碰巧在1990年代官方正在推動二二八的調查研究，炎憲學長作為民間研究小組的一員，也提出對二二八研究報告的看法，[10] 並對參與的民間二二八事件研究，說明了自己的抉擇與理念。[11] 而在1995年「二二八條例」立法的過程中，他也提出對於二二八整個相關轉型正義開端作法的意見。[12] 在這段官方開始投入二二八事件的調查，李登輝總統更首度以國家元首表達歉意的時代，炎憲學長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做了進一步的詮釋，[13] 也肯定國家元首對二二八事件道歉。[14] 而炎憲學長從關心到投入二二八的過程，如同大家所了解的，他是催生第一座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重要推手，不過，他認為如此仍有不足，因此，我們看到他對於整個二二八紀念館未來發展的期待，包括在2000年陳水扁總統就任前，他開始催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15]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炎憲學長被陳水扁總統延攬擔任國史館館長，稍後並被行政院延攬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學者董事。對他而言，這是從民間走向官方，但他持續原有的理想，一方面如同以往繼續發表文章，辦理學術研討會，另一方面將他職位的能量發揮到極致，積極推動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學術）事務。
在國史館館長內任，炎憲學長在二二八事件研究中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廣泛蒐集、編輯、出版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彙編，此一工作的展開也跟他同時兼任二二八基金會的董事有關。在國史館館長的職務上，他作為歷史研究者，對必須透過史料檔案來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的重要性，有深刻的體認，可是在推動出版的過程中，囿於國史館本身業務經費的不足，因此他邀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合作，也得到基金會的支持。這一波二二八史料的彙編工作，是繼1991年、1992年官方推動二二八調查報告之後，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將蒐集的資料結集出版，以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蒐集台灣省官方的資料出版之後，第二波二二八史料的挖掘出土與整理、出版工作，而且出版份量之多，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便利性。而炎憲學長了解史料彙編的工作，不僅是他工作的重心從口述歷史這種民間的採集到官方資料的整理，他意識到此二者的對話，是相當重要的，透過這樣的對話，有助於我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了解。而在推動出版檔案彙編之後，炎憲學長繼續在國史館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合作的架構下，推動《二二八事件辭典》的編纂、出版工作，提供後進研究者便利的工具書。
但是，炎憲學長做的不只這樣。前述在1998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他還特別撰寫了〈二二八的歷史意涵── 鎮壓、反抗、扭曲與重建〉，而他以國史館館長的身分更在2003年12月撰寫了〈二二八事件研究詮釋的總檢討〉，釐清二二八事件，重新詮釋二二八事件，都是他關心並且大力投入的工作。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追尋真相固然是重要的基本工作，探究責任也是重要的一環。炎憲學長透過工作體現了這樣的發展，他在二二八基金會負責推動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工作，就是從探究真相，進而追求轉型正義的重要表徵。2006年6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炎憲學長作為基金會真相小組的召集人，也是這本研究報告出版的總編輯，同時負責了這個報告前言與結論的撰寫，根據史料，認為蔣介石必須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的責任，報告完成後並送行政院備查。[16] 直到目前為止，這本責任歸屬的研究報告，仍然是台灣針對過去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威權統治期間，國家公權力迫害人權事件，最具體而且規模最大的責任探究成果。
2008年，炎憲學長卸下國史館館長的職務，除了繼續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扮演重要角色外，也先後擔任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和台灣教授協會會長的工作。期間除了延續台灣教授協會原本的計畫，召集相關翻譯者與研究者，重新翻譯、註釋了George H. Kerr的名著，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史料之一的《被出賣的台灣》[17]。更重要的是，炎憲學長和陳儀深教授及包括林黎彩、潘信行、周振才、李榮昌等人在內的二二八受難家屬前輩，在顧立雄律師為首的幾位律師協助下，到法院控告國民黨，要求國民黨負起二二八事件侵害人權的責任，並賠償受難者（家屬）。事雖不成，卻展現了炎憲學長追求轉型正義不僅是透過研究，也是行動派的一面。
透過這一冊所收集的文章內涵，回顧炎憲學長長期投入二二八事件領域的歷程，他的身分從民間走向官方，而始終「毋忘初衷」。投入的工作內容，則從促進二二八事件的史料進一步的出土，到透過口述歷史的採集與史料的整理，希望有助於進一步探究二二八的真相，進而則是以相關的史料做為依據，追究國家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權的責任問題。
至於我與炎憲學長在二二八事件場域的結緣，跟我與他共同擔任八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的共事經驗有關。透過基金會的運作，我看到了炎憲學長在前述史料彙編及轉型正義追究責任上的努力，同時我也參與了他主持的二二八重要工具書《二二八事件辭典》的修纂工作。[18] 而在這段期間之內，炎憲學長由於擔任基金會的董事，也參與二二八與國外的互動以及多次學術研討會的籌備工作，這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他自己在民間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協助促成了二二八事件作為重大人權課題的國際化。他在2007年推動二二八事件60周年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的主軸就放在人權與轉型正義，而在2008年他則參加了「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的研討會，並發表了〈二二八事件及其平反運動〉。到了2008年9月，炎憲學長已經卸下了國史館館長的身分，他針對長期投入二二八場域的觀察與經驗，在2008年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發表了〈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的成果與障礙〉，指出了後續二二八相關工作推動的方向。[19] 作為後學，忝為現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董事長，在先行學者長期耕耘的基礎上，如何努力突破炎憲學長指出的障礙，配合蔡英文總統推動的轉型正義政策，促成二二八事件的轉型正義報告，是責無旁貸的。
註：
1. 李筱峰教授的碩士論文，是以研究戰後初期民意代表為主題，實際上則是突破二二八研究禁忌的代表作。
2. 張炎憲，〈走出更寬廣的遠景――《辛酸六十年》序〉，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台北：自由時代，1988），頁17-19。
3. 張炎憲，〈心中的期待――《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台北：稻鄉，1989），頁1-2。
4. 張炎憲，〈面對二二八的心情――《噶瑪蘭二二八》代序〉，沈秀華、張文義採訪記錄，《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1992），頁1-3。
5. 張炎憲，〈勇敢面對歷史――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有感〉，《首都早報》，1989年8月19日，6版。
6. 張炎憲，〈二二八的歷史重建〉，《台灣春秋》17期（1990年3月1日）。
7. 張炎憲，〈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的意義〉，《首都早報》，1990年3月1日，9版。
8. 張炎憲，〈教科書應該呈現歷史的真實――對二二八事件編入教科書的看法〉，《首都早報》，1990年6月16日，4版。
9.張炎憲，〈台灣近代國民意識形成的原點〉，《民眾日報》，1991年3月13日，4版。
10.張炎憲，〈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民眾日報》，1991年2月1日。
11.張炎憲，〈抉擇與理念的堅持――對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有感〉，《自立晚報》，1992年1月4日，19版。
12.張炎憲，〈對二二八賠償條例草案的看法〉，這是一篇聲明稿，應是1995年的著作，而且是在「補償條例」完成立法之前。
13.炎憲學長針對此一課題，發表了演講和幾篇政論。包括：1995年3月在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演講的〈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歷史〉；〈凝視二二八 形塑新文化〉，《黑白新聞週刊》73期（1995年2月26日～3月4日），頁44；〈二二八的當代意義〉，《自立晚報》，1996年2月27日，3版。而在之前，他已經發表了，〈悲情台灣――莫讓二二八有再來的時候〉，《民進新聞》39期（1993年2月15日），3版。
14.張炎憲，〈道歉是傷痕癒合的開端〉，是1995年3月4日，7版的文章。
15.張炎憲，〈建立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這是在2000年5月11日的文稿。
16.他和當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陳錦煌董事長、負責研究蔣介石責任的陳儀深教授，也因此被蔣介石之孫蔣孝嚴提告。
17.此一版本由柯翠園、詹麗茹新譯。
18.我也是他擔任召集人的真相小組成員，參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十分遺憾的，針對受難人數的研究當時並沒有突破，期待在未來能對此繼續略盡棉薄之力。
19.收入楊振隆主編，《2008年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論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