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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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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冊導讀 │ 第7、8冊導讀 │ 第9冊導讀
炎憲師的生命關懷與實踐
陳世宏／前國史館簡任協修
一、
收錄在《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第7冊和第8冊的文章，主要是張老師為有關台灣史的書刊所寫的評介、導論（或導言）、序文（或緒論）以及出版後記（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同類型文章，則集中收錄在第6冊），包含第7冊3個單元，計81篇；第8冊2個單元，計108篇；總共189篇，約41餘萬字。
雖然有別於「專論」的學術專業性和「時論」的即時批判性，也不像張老師自承長期以來用力最深的「二二八」，他為了推廣事關台灣史研究與發展的書刊，投入約略等同的心力；而寫作數量之多、題材之豐富，除了象徵他的學術份量、公務職責、社會地位，反映他的研究專長、政策目標、社會理想之外，其實亦顯示了他內在的生命關懷、實踐精神和行動力，不光是因應工作需要或人情應酬，而總是為了台灣。
約從1999年起，筆者有幸跟隨張老師工作，不管在國史館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都是以整理、出版台灣史料為主要業務的機關單位，見證他為了史料的出土整理，四處奔波，辛勤查訪；更為了史料的公開應用或出版，費心規劃工作進度，仔細審閱相關文稿。他親手「爬格子」為每一本書撰寫導言或序文，甚至記錄工作的心情（如「後記」），每到出樣之後、付印之前，仍然仔細推敲，下筆謹慎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有時連美編和印刷廠都會跳腳。隨著學術聲譽日漸卓著，公職身分益顯崇隆，張老師受邀寫序的機會增多，他總是秉持推廣台灣史研究、固守台灣主體立場，考慮再三，精挑細選；而要撰寫這麼多文字，他必先閱讀文本並吸收很多資料，並和其他作者、編者互動溝通，在極度忙碌的行程中，寫作仍是孜孜不倦。即使卸任公職後積極投身公民運動，他依然不忘情於口述訪查，熱衷出版，書寫不輟。
二、
我們編者將這類型的文章，依主題分為「台灣史研究與學思關懷」、「政治案件」、「台灣當代社會運動與民主發展」、「人物與思潮」、「土地與文化」等5個單元。若從寫作時間和題材來看，則大致上可以分成4個階段：
（一）留日迄中研院初期：
這時期的作品是張老師最早期的作品，多為書評書介，約從留學日本的後期，即1980年下半年，開始以學術研究者的立場寫作，發表在以《台灣風物》為主的書刊上，持續到回國任職中研院三研所副研究員的初期，即大約1986-87年左右。他這一類文章為數有限，以主動譯介或推薦的居多，著重在台灣史料的發掘，史實的重新評價，日本和中國有關台灣研究趨勢的觀察。留日期間的張老師，除了攻讀博士課程，因早就擔任《自立晚報》駐日特派員，應該是把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廣泛吸收新知及撰寫時論上面。但在這些少數的書評書介中，他已透露出拓展台灣史研究、促進文物開放與交流、重現古文物史料價值的用意。這部分和第1冊「台灣史學史」單元的早期文章可以相互參照。由於他個人的涉獵和興趣，其實有些段落也在探討國際政治的變遷，這部分跟收錄於第9冊「留日時期政論」及第5冊「台日關係」、「韓國觀察」等單元的文章，有相互輝映之妙。
（二）任職中研院中後期：
起初在1987-90年的階段，剛解嚴的台灣演變更加快速，張老師在中研院負責「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運作，主編該研究室通訊，承接林本源基金會「台灣研究研討會」會務，兼任雜誌顧問、報社主筆，密切觀察國內政治社會變遷、文化教育事務，甚至成為街頭運動參與者，經常在平面媒體發表時論，但可能因學術及社會聲望尚未顯著，台灣史書刊出版有限，受邀寫序的機會不多。這階段張老師多因工作任務的出版品而撰寫導讀序言，他繼續呼籲促進文物的開放與交流，個人研究重點進入「古文書」領域，並已公開主張台灣史並非地方史，而是等同於國史。他強調應該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研究歷史，台灣是全世界研究台灣史最佳的寶庫，台灣人責無旁貸，無需去爭奪無謂的「漢學中心」地位，同時也要正視各階段歷史發展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而進入1990-2000年階段，尤其擔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之後，他投入大量心力從事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案件的調查訪問，出版重心及文章聚焦在此，其他主要的書序和推文雖涉及地方志或縣史、古文書、政治運動等台灣史範圍，但也包含建築、氣象、教育、科技、國際政治等題材。
整個階段行文的特色，即強調作品的現實反映，如〈變動年代的見證〉一文，認為要有意識地、即時地收集台灣研究書目；也具有濃厚的政治現實感，如〈台灣歷史圖像的重建〉一文。這些序文寫作於1990年代前後台灣激烈變動的時刻，讀者若對照全集第4冊、第5冊若干時論文章閱讀，當常有「似曾相識」之感；我想張老師對現實環境的觀察和批判，除了即時發揮在報刊雜誌的專欄和論壇，亦自然呈現在書籍的評介和推文中，遑論他親身參與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鄭南榕葬禮、野百合學運等等社運現場，強烈表達他對台灣社會的想望和期待，證明他的確是個「公民行動史學家」。而這樣的觀察力持續敏銳細緻化，批判本身雖在擔任國史館館長時期有所節制，但在卸任公職後的晚年，則綿延不絕的爆發出來。
（三）國史館時期：
主要是為了政策推動、例行業務和公職身分而寫的序和導言，包括國史館和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所出版的機關刊物，另一部分則是其他文史工作者邀請的推薦文或序文，整體占了第7、8兩冊一半的篇幅。其中，「戰後反對運動和人物」相關史料的出版又占相當大的比重，他的論述也相當聚焦在這一區塊；他個人似乎很有計劃性地從戰前的抗日運動、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海內外台獨運動，一路拓展到1970年代後黨外運動、1980年代組黨和解嚴的研究。從中，他在尋找「國家建立」（nation-building）的力量源頭；「台灣人意識」和「台灣主體」這組概念，可能是他最想闡釋、核心的字眼。不過，因為在「中華民國」體制下，不方便直接喊「台灣獨立」，他因此特別強調言論自由、人權維護、主權在民、民主深化等等的價值。
（四）公職退休後擔任NGO團體領袖時期：
2008年中卸任國史館館長後，張老師退而不休，分別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二八關懷總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社等民間團體擔任核心角色，他擔心復辟的國民黨政權施政亂無章法、傾中賣台，導致國家主權淪喪、人權倒退、前途堪憂，因此更關心國家主權和國際地位的問題，陸續規劃「綠色執政實錄」、「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等計畫，同時繼續採訪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關心「扁案」的司法正義。政治運動史的詳細紀錄和政治現況的嚴厲批判，可視為他晚年這類型文章的核心議題。
從這麼多書評書序中，我們可以看出張老師寫作的核心意旨或終極關懷：找回台灣人的歷史記憶，釐清台灣歷史發展的圖像，奠定台灣人的自信心，建立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或建構台灣主體性），以解除殖民黨國體制的桎梏，進而重建台灣的文化、凝聚國家的認同。在他主導的出版計畫中，他總會娓娓道來這些想法，而在許多推薦序文中，經常會勾勒出他與作者的交情和共同的關懷，但最重要的是引介自己上述的主張。
三、
張老師有幾個基本論點，在很多篇文章都會點到：（一）鋪陳台灣歷史的殖民性、變動性，尤其是1895和1945兩次關鍵變局的前後，加諸於台灣人的影響。他認為政權（統治權）變動頻繁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特色，台灣常是戰爭犧牲品、統治母國的附屬品；外來政權居於統治需要，除了導入一套政治經濟制度，也灌輸新的價值觀念和思考模式，包含國族、文化和歷史的想像，以掌控或馴服台灣人民。而台灣人為了生存、為了適應時局，做了什麼個別的抉擇或採取什麼集體的行動？他認為國人應該用心去分析、體驗在這些變局中台灣人的主動性和被動性如何？時人的因應之道、效果和感觸又如何？多數處於變動年代的人物，臧否難斷，他認為「在時代變局中，為了愛惜台灣、尋找台灣的出路，所做的努力與不同的抉擇」，必須加以研究定位，體會時代的尷尬和無奈。因此那些跨越兩個時代以上的前輩的歷史經驗和情感，他認為特別值得去追尋、記錄；而各族群之間的紛爭打鬥，正是台灣開發史的血淚見證，也是今後很重要的課題和警惕。
而由於時局變動，歷史文化產生斷裂，張老師始終為文呼籲努力跨越時代和世代的鴻溝，試著建立台灣歷史文化的傳承。他在《吳新榮日記全集》的序〈跨越時代的見證〉文中說，認識吳新榮是他了解台灣人內心世界的過程，也是越追尋台灣史越感到興趣的原因，而吳新榮正是這類跨越時代、關懷台灣文史的典型人物。
（二）不可忽視「二二八效應」，台灣社會因這個事件受到多大的斲傷。張老師很早就認為理解二二八，是台灣史詮釋的原點，也是了解戰後台灣史的關鍵；而前人的苦難至今未能解除，是他們年輕後輩（包括「現在」較為年輕的讀者）努力仍然不夠所致，也就是尚未能全盤理解二二八。二二八的抗爭精神，反獨裁、反強權的作為，台灣青年的熱情與理想，不論政治主張為何，為了建立理想社會，付出心血，奉獻青春，甚至犧牲生命，這種歷史的書寫，不能光透過官方的檔案或調查報告來完成。因此，除了致力於促成檔案解密及開放之外，他總是找機會去傾聽、體會並記錄所有前輩的二二八（及後續的白色恐怖）的經驗，以了解台灣人如何因失望、驚懼而喪失了民族自信，又因覺醒而堅定了改革意志。讀者若細讀張老師為許多受難者的回憶錄、口述讀本或檔案彙篇所寫的書評書序，就像現場聆聽他闡釋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經驗，很容易感受他心情的激動。
其實，對張老師個人而言，了解二二八事件可能另有一層意義，既是認知的，也是本體的；那是在進行受難者的採錄中，他內心經常湧現深層的悲情、無奈，但對人性感觸越深，感覺越能捉摸歷史。這對他還有啟示的作用，因為心靈的交流勝過事實的陳述，人性的了解勝過歷史的知識（參見第6冊91頁及61頁）。又如他在第7冊〈貼近庶民的感受〉一文中提到：受難者及家屬的經驗「打開了我心中很多的謎底，使我更接近庶民大眾的生活情境。擁有這份體會，無形中充實了我的人生的內涵。」
（三）強調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歷史書寫。張老師認為在台灣有「台灣主體觀」，原本是天經地義，但因過去外來統治者的宣傳和教育，刻意淡化或蔑視台灣歷史文化，壓制台灣人意識，導致台灣人民充滿複雜、矛盾與衝突的歷史圖像，迷失了自己，造成國家認同的混淆。「主體性的不足」是台灣歷史發展的關鍵。他甚至認為若不以台灣為主體，因此當本土力量貧乏、虛弱、分化時，則改革無望；譬如二二八屠殺後，國民黨政府中央集權式的壓制，造成本土力量空白，台灣社會陷入瘖啞。
他無時不忘提醒建立台灣主體，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序〈從1995年的學術研討會反省台灣歷史意識〉一文中說：「台灣主體觀並不否認中國對台灣的影響，但以更寬廣的視野，正視台灣島內族群、殖民統治、多元文化衝突融合的問題」、「台灣主體觀也不狹隘，它正想解決這個盲點，避免掉入只知中國、不知世界的框架中。」又譬如他在評介《台灣歷史年表》時強調：「將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事，列入台灣事項中，1949年之後，中國的重大事件列入國際欄中。這種編纂方式充分表現台灣與中國之間統合與分裂的事實，也凸顯了以台灣做為主體的年表特色。這是過去官方編製的年表所無法容忍的。」而以人民為主體，即以民眾的觀點看待歷史發展，重視民眾或被統治者的力量，則可以揭穿歷任統治者的史觀和謊言，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為國史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寫總序〈免於恐懼的自由〉一文說：「出土史料是還給歷史真相的基礎，不斷地追求真相是歷史研究者責無旁貸的責任；傷痛之處雖然傷痕累累，令人心酸，卻是新生命誕生之處。」但由於官方檔案和資料無法充分顯現台灣民眾的感情和辛酸，無法完整重建戰後台灣歷史的圖像，他特別重視民眾（庶民）的口述歷史，也樂於幫忙推薦和寫序。
不只如此，張老師把台灣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奇蹟」，社會邁向寬容與尊重的成果，歸功於民眾的努力；他深信台灣民眾有突破困境與創造奇蹟的智慧，有建立理想社會與文化的能力，有追求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堅持。他以台灣民眾的作為與成就，解釋台灣歷史的發展，譬如在〈有偉大的國民，才有偉大的總統〉一文，他認為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成就，不是國民黨政府的功勞，反而是台灣人民的努力，是台灣人民在教導統治者如何統治。他在〈民主的理想與實踐〉一文中講的更白：「能有今日的民主成果，絕不是來自統治者的恩賜，而是台灣人民犧牲奉獻、努力打拼的結果。」
從台灣主體觀出發，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1990年代後張老師在各種論述中經常提到「台灣意識」、「台灣價值」，而大約從2000年之後，「台灣國家意識」的說法更頻繁出現，甚至以專文討論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參考第3冊諸篇專論）。他對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獨立始終抱持信心，文章中也一再強調台灣人的自覺、勇氣、豪情、鬥志和抗爭的精神，鼓勵台灣民族的自信，以克服台灣人不敢獨立建國的「心理障礙」。
（四）提倡重建文化的主體性。張老師非常重視1920-30年代各種台灣人團體的運動經驗，不只代表被壓迫人民的抗爭精神（跟二二八事件一樣），也因為在台灣人意識形成、覺醒和重建的過程中，扮演啟蒙的角色，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他認為台灣人在運動中提出各種主張和路線，凸顯台灣人對主體性的追求以及向統治者抵抗的正當性（見〈建立台灣國家立場的台日關係〉一文）；當台灣民眾漸漸有了自我肯定（自信）、自求發展而不假手他人的自覺，主體性才能建立。但他觀察到台灣的抗爭史有一個特色，即政治運動表現最為突出，雖是核心且先行，但也留下盲點，無法深入社會文化各層面，思考長遠解決之道。
這轉變的關鍵是美麗島事件，在之前，反對運動的訴求主要是民主、自由和參政權。但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雜誌大量出刊，言論已轉為探討台灣歷史文化，批判中國國民黨和蔣家獨裁，突破中國國民黨的文化霸權。而1980年代的反抗運動也擴及勞工、農民、婦女、原住民和環保等層面，構成全民運動，而提升了台灣人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強化了公民意識。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因此他認為台灣的未來不在政治問題，因為他相信台灣一定會漸漸走上民主政治，今後最重要的是文化重建的問題，台灣有沒有辦法產生自己的文化，而這文化可以包容別的文化。
因此，文化重建隱含所有運動戰略的優位性，張老師雖然讚賞王育德、廖文毅、史明、陳以德等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行動，但也批判他們偏重政治獨立，而文化主體性不足。再以他評介《台灣歷史年表》一文為例，他認為這套工具書雖然確立了以台灣為主體的年表典範，但「分成政治、經濟、社會、國際四大類，比較不能凸顯學術、教育、思想、藝術等文化事蹟，也許今後的年表工具書，可以設法增列改善」。他在許多篇文章的結語，常不忘強調文學、藝術的創作對台灣新文化的助益。
而台灣新文化的建立，需要以台灣史觀做為基礎（見〈從1995年的學術研討會反省台灣歷史意識〉一文）。作為歷史工作者，張老師一生持續努力的，就是打造健全的台灣史觀。對他而言這本是台灣人應有的眼光，卻因殖民威權體制，走過不少艱辛的過程，經歷不少悲傷。但他堅信台灣正處於國家形構的運動過程中，突破格局、確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解釋，必然應運而生；而在民主化的今日，努力開放檔案、出土文獻，重建歷史事實，是確保政治民主、建立社會公義的必要工作。
四、
張老師的基本立論還包括「一個民族有信心，才會培養自己的史觀」。他在《楊基振日記》序〈內心世界的真情〉文中曾表示，自己最大的心願是「發掘台灣前輩的紀錄」和「重建歷史文化」，所以他向很多師友遊說留下口述歷史，當然也就義無反顧、當仁不讓地寫起書序或推文。其實，他也表白過會持續地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是「自己追求理想國家和自我定位的心路歷程」。在不同主題的書中，他經常導入「台灣歷史發展和文化展望」的問題，就是希望治療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帶來的心靈傷痕，台灣人能自我提昇、克服困境。
當然，除了上述這些觀點，張老師也經常提到台灣社會的移民性格與開放性、多元族群間的互動、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差異、日本統治的殖民與現代性、台灣人性格、台灣法律地位與未來前途的問題等等，莫不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寬容、多元而獨立的國家而發言。近3年來，我們在整理、編輯張老師全集的過程中，重溫了與他一起工作的情景，見識到他長年辛勤工作的積累，也再次分享他的視野和智慧，更深一層了解他的大公無私、深謀遠慮、堅定的意志和信心；尤其，經常感受他始終與我們同在。相信此後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