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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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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聽到張老師快樂的談台灣史
林偉盛／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張炎憲老師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比較早以台灣史為研究主題的學生之一，1974年就以〈清代治台政策之研究〉為題，完成碩士論文，當時台大還沒有台灣史的課程。台灣史的資料也相當少，論述主要以劉銘傳或是清末治台政策為主。張老師的論文在此架構下完成。之後，他考上公職，短暫在國史館工作。隨即赴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並在1983年完成博士論文〈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
本冊分成「家族史、縣史、地方文史」、「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兩單元。文章從1970年代開始到2000年代初期。編排方式是按照發表的時間前後順序排列，可以看出研究的一貫性與差異性。早期台灣史研究少，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研究上困難更多。因此，張老師碩士時的研究以清代台灣為主，後來認為要了解近代台灣必須到日本研究，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史。1984年從日本回台灣以後，重點都是民眾史、台灣主體史觀的追尋。在研究時段上，由清朝台灣轉變為日治、戰後台灣，這是第一個差異性。其次，研究的關懷上，碩士論文時因為史料少，研究禁忌多，因此，還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書寫劉銘傳開山撫番的貢獻，許多原住民剃髮歸順。
第三個差異表現在名詞使用上。本書的敘述出現許多「日據時期的台灣」，到晚期則以「日治時期的台灣」為主。早期研究主要追尋台灣史能夠成為一門學科為主，對文詞的使用比較不嚴謹。等到台灣史成為一門學科，當然要用更嚴謹的方式思考台灣史的用詞，如目前討論的，以前使用「明鄭王朝」都不會有人有疑惑，現在則思考「鄭氏王朝」或「明鄭王朝」到底哪一個比較正確。
在不變性方面，是民眾歷史、地方史以及台灣主體史觀則是長期的追尋。張老師由日本回台灣之後，努力研究並推展大眾歷史，特別是沒有聲音的一群。認為歷史不能作為統治者的聲音，統治者的資料是為統治者辯護。要讓歷史隱諱之處能夠有光明。因此，他致力於二二八事件的口述訪問，這些收錄在另一冊，本處不述。
本書重視地方史的書寫，從地方文史工作室的研究到縣史的結合，才能建構完整的地方史，並以此為基礎，建構詳實的台灣史。社會的快速變遷，傳統的地方志無法說明社會的變遷狀況，另外，地方志必須通過官方的審查，這無法反應地方的想法。因此，推展縣史的寫作。另外，重視各地文史工室等的努力，在地人寫在地的歷史，再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台灣史。每個地方的發展有其特色，只有當地人最了解。所以由當地開始建構，再做全面性的整合，才是有血有肉的台灣史。
另一個是台灣的主體史觀。他認為台灣史的書寫，不能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是國民黨政府。要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思考，才會有不同於以前的問題，才會有好的作品，才會感動台灣人的心靈。這種以台灣人史觀為中心的立場，幾乎散見各篇文章上。要建立台灣人的歷史，他也對政府的史料質疑，認為許多都是為政府施政來辯護的多。所以他一直強調地方史料的調查與蒐集。
本冊第一章〈台灣建省與劉銘傳治台〉，便是張老師以碩士論文為研究基礎，修改的成果。於1975年發表於《中國文化復興月刊》。資料上有侷限，現在比較普遍的古文書、田野調查，那時候還沒受到重視。劉銘傳的事業被相當重視。文中敘述劉銘傳對台灣的建設以及開山撫番的工作，裡面強調原住民受到招撫，剃髮歸化。看到強調統治者的功績，與他後來強調站在大眾的立場看歷史是不同的。
東京大學畢業之後，他強調要為台灣做一些事情，回到台灣。後來在當時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任職。不久張光直回台灣推動台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由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所共同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三民所由張老師參與。當時有一個蒐集竹塹地區資料的計畫，由王世慶與張老師等人前往新竹做田野，後來出版竹塹社古文書集。本章的第二篇〈台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型態〉大約在此時間完成，也是張老師少數涉及清代台灣史的文章。
張老師熱愛鄉土，對於台灣的研究工作很多。他認為如果麻煩他人，讓別人心不甘情不願的做，不如自己做，又快樂，又能控制品質。所以他對台灣史的工作來者不拒。1990年游錫堃縣長成立仰山文教基金會，請張老師幫忙，他也與宜蘭研究結了很深的緣，後來參與宜蘭縣史的纂修。
修縣史的時候，他們認為應該站在族群平等的觀點，論述各族群在宜蘭的發展。傳統的方志分類雖多，但是不符合現在多元化社會的需求。而且，傳統的修志方法，感覺地方志是一部瑣碎的百科全書。不如交給專業人員分門別類撰寫，才有連慣性，不會被切割。此章是介紹宜蘭縣史纂修時候所採的創新立場。影響所及，高雄縣史、台東縣史也用同樣方式纂修。
〈宜蘭縣史綜論〉在談縣史的書寫要注意什麼問題，如宜蘭的特色是什麼？宜蘭人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宜蘭人與其他地方的人有何差異？宜蘭人值得驕傲的地方是什麼？這是宜蘭人應該交代的。同樣別的縣市也應該反省自勵的。歷史的解釋應該掌握在當地人手中，宜蘭人解釋宜蘭的歷史，桃園人解釋桃園的歷史。建立當地的特色，民眾才能感受到歷史的感情與脈動。
由地方史、縣史到國史一連串發展以及相互支援，發展台灣主體的台灣史，是張老師一直強調的。不管是任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到國史館館長，以及館長卸任之後，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服務，一直追尋著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的國史。
〈談國家歷史與地方文史工作的關係〉是張老師當國史館館長時，於2001年「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中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一貫強調，地方史的研究與推展，有助於台灣史內涵的提升。他提出1990年台灣的時空有三個改變，（一）中華民國體制改變，為了申請加入聯合國，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必須面對討論。不管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或是台灣主權獨立，都必須提出辯證。（二）台灣史突破二二八、白色恐怖禁忌，成為一個自由開放的研究領域。以台灣為主體，研究不同時代到台灣的族群的互動，以及站在台灣主體的觀點，研究與不同國家來往關係成為研究主題。（三）許多文史工作室的成立。這些工作室除了工作熱誠之外，也編輯許多鄉土教材，使地方可以快速的了解地方，也可以作為發展台灣史的基礎。所以，地方文史工作室或地方研究應該站在建構台灣史的基礎上。台灣史提升為國史，而中華民國來台灣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應該納入教材，讓中華民國的歷史成為台灣史的一部分，才符合現實。
〈台灣史的建構：從縣史研究講起〉是2003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的演講稿。張老師一樣強調縣史是突破過去地方志困境的寫法，並讓專家可以專心寫作，不需要接受內政部的政治審查。同時縣史也要結合地方的文史工作成果，作為台灣史研究的基石。每個縣都是台灣地方史的研究。以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為主的論述為主，結合起來，就會構成台灣史的整體脈絡。
2005年，他以身為一個嘉義人，參與「第一屆嘉義研究研討會」時的演講，他認為嘉義人研究嘉義，應該了解嘉義的精神價值，如此，嘉義的歷史才會與其他地方有差異。他認為嘉義人有4種特色：1.扮演反抗不公不義政權的角色。2.嘉義是民主聖地，黨外人士受到市民支持。3.嘉義人在任何組織都扮演重要角色，爭取台灣人的權益。4.嘉義人在許多事件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平反運動、原住民運動等。嘉義的研討會要建構嘉義人的精神，如此，嘉義的歷史才會有其特色。
本冊第二單元是「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關於第二單元可以大略分成3個重點，1.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運動。2.日治時期台灣人物的理想追尋。3.比較難歸類的有兩篇：〈台灣鄉土話文的運動〉、〈日據時代初期日本對台灣的經營（1895-1905）〉。
張老師比較少討論鄉土語的文章，〈台灣鄉土話文的運動〉這篇是1980年初期未出版的手稿。討論到台灣的鄉土話文的興起與論戰。他認為台灣的語文受到重視，主要是《台灣》雜誌傳回台灣，讀者增多，文章如何能讓讀者接受而產生的思考。對於台灣文字的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曾經到過中國的黃呈聰、黃朝琴受到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主張漢字難解，應該提倡白話文。在北京的張我軍也有同樣主張。蔡培火認為以羅馬字化的台灣話作為表達工具是必要的。連溫卿認為中國新文學的語言不能成為台灣的語言，主張國際語。這些討論也帶動了後來台灣新文學如何寫，也引起論戰。但到1930年代末期，日本人禁止報紙的漢文欗，台灣話文運動也受到扼殺。
〈日據時代初期日本對台灣的經營〉發表於1985年，是比較早研究日本對台灣經營的文章，可以對話的研究不多。張老師主要針對矢內原忠雄以及張漢裕的研究來對話。他認為日據最初10年，是統治基盤奠定時期。後期台灣的社會經濟轉變都受此時期定下政策的影響。他認為兒玉、後藤兩人搭配是建立統治的基礎。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理」的統治構想發揮功用，最主要是利用台灣人的舊慣，拉攏台灣人，不要做太劇烈的改變。因此，對台灣社會做詳細的調查。統治確立之後，再將日本資本主義化的方式引進台灣，如統一度量衡、確定私有財產制度等，然後再引進日本大企業到台灣的經營。此種論點，到現在仍然受到重視。
日治時期的社會運動，是張老師到東京大學研究時博士論文的寫作範圍，文章大都以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運動為主。1995年〈日據時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就是從東京大學回台灣不久所寫的文章，也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史學界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的困境。
本文討論40年來的研究成果，也就是1945-1984的研究。將研究成果分做通史、專書、論文來討論，有關通史類的著作，內容不是充滿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對日本統治時代敘述很少，特別是1927年以後社會運動的研究更受到忽視。同時也忽略世界反殖民的思潮。寫的比較多的是鍾孝上的書，全書雖然充滿對鄉土的感情，但敘述上比較不嚴謹。
論文方面，他認為簡炯仁、周婉窈的研究有新的研究角度，張正昌的研究缺少林獻堂晚年去日本的敘述。國外與國內環境不同，探討的問題比國內深入。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因為思想差異，有左、右之分。但右派中有更右的，左派中也有更左的。從1927年以後逐漸浮出鬥爭。〈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1984）、〈日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 分期與路線的探討〉（1990）、〈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與文化變遷〉（1995）都是討論此問題的文章。
文化協會的成立人員大都是受到新式教育的自由業、新聞記者、小資本家以及地主，認為自己在殖民統治之下受到不平等待遇，急思改變。後來海外留學生帶進新思潮，台灣社會運動者吸收一些革命理論，開始指責文化協會以及議會請願運動的路線，加上總督府的分化，造成文化協會的分裂。〈日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 分期與路線的探討〉認為社會運動的分期，除了以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之外，更可細分1921文化協會成立、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左右兩派各自發展、1929年連溫卿被開除會籍，台灣的社會主義逐漸走向激烈的階級鬥爭、1931年民眾黨被禁，台灣共產黨也遭檢舉，左翼運動逐漸平息、1937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自動解散。
張老師常提及討論台灣的社會運動自1927年以後左派比較少提及，他也介紹兩篇左派的文章及史料：〈連溫卿手稿淺介〉、〈日據時代台灣左派運動的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資料主要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領台以後治安狀況》以及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前者是台灣總督府利用當時特別高等警察偵查台灣人抗日運動的資料，所編輯而成，代表官方的觀點。後者葉榮鐘追隨林獻堂40餘年，參與社會運動，以本身經歷所得編輯撰寫而成，是相當重要的資料。但是紀錄偏於右派。因此，有關左派分子的資料相當少。連溫卿屬於左派的溫和派山川派，1927年取得文化協會的主導權。但是左派比較積極的上大派不滿，在1929年被積極派王敏川等除名。連溫卿1929年離開文協之後，就不參與政治活動。但是他的著作為1920年代左派思想提供資料，可以彌補《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領台以後治安狀況》以及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疏漏的地方。
〈日據時代台灣左派運動的探討〉，張老師認為1927年文協分裂後，左派分子大量活動。但是左派分子分別與日共、中共以及第三國際關係密切，變成左派的路線鬥爭。但是，左派分子運動路線的堅持，以及台共提出台灣民族論和台灣獨立論等台灣主體性看法，堅持不妥協的本土意識，比右派人士更有創建性，也留下戰後台灣政治運動的歷史遺產。
台灣史、台灣人物一直是張老師重視的，早期就與李筱峰等人編五本《台灣近代名人誌》，讓台灣人多了解台灣的歷史人物。之後，他仍念茲在茲的思考如何進一步書寫台灣的歷史人物。〈時代變遷中的台灣人物〉是談面對日本統治以及中國國民黨統治時代變遷中台灣人物的不同處境。談林獻堂、楊肇嘉、謝雪紅、廖文毅以及吳三連等。林獻堂在日治時代是領導抗日的領袖，聲望相當高。但是國民黨來了之後，他卻對國民黨失望，借養病之名，跑去以前抗爭的對象日本避難，滯留不歸。楊肇嘉在日本統治時期，為了台灣人的利益，跑到日本去遊說。國民黨政府到台灣，除了吳國楨當省主席三年中得以發揮之外，他並沒有受到重用。因為國民黨認為會反對日本的人就會反對國民黨。謝雪紅在日治時期在台灣建立台灣共產黨，主張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不一樣，台灣人受到壓迫，應該追求獨立。戰後，參與二七部隊對抗國民黨軍。失敗後跑到中國，想借用中國力量打倒中國國民黨，並改為主張台灣自治。早期中國共產黨想利用她，給她許多頭銜。後來沒有利用價值，便打入反動派。廖文毅是西螺的望族，早年到美國俄亥俄大學拿到化學博士，之後到中國教學。戰後，他主張聯省自治。國民黨不喜歡他，雖然他沒有參加二二八事件，卻也被列為首謀。後來他跑到日本建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宣示建國。國民黨卻以捕捉他的親人，沒收家族財產逼迫他，讓他決定返台來拯救其親友。吳三連，日治時期到中國天津做生意。返台後參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50年國民黨為了拉攏西方國家支持，推薦他選台北市長。卸任後從事工商事業並辦報紙。1980年代以後成為黨外精神領袖，調解國民黨與黨外的糾紛。
對蔣渭水的看法，〈1920年代的蔣渭水〉是1991年刊於《台灣風物》，2010年稍加修改，以〈蔣渭水的政治運動與路線〉提供於北一女中所舉辦的研習會，兩篇的看法相似。1920年代所推動的政治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對蔣渭水的舉動應該從時代的變革中來了解。蔣渭水的政治活動以1927年為界，1920年初期他認識林獻堂等人，之後他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籌組文化協會、參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等。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與社會主義分子合作。可以說是左右聯合抗日時代。
1927年以後文協被左派控制，抗日戰線左右分裂，各自發展、批鬥。蔣渭水也認為要發展勞動勢力，後來與林獻堂等人分手。當時左傾勢力幾乎控制台灣的農民運動，同時也想控制勞工運動。蔣渭水介入，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使得共產黨無法全面掌控勞工運動。本文也對蔣渭水是否是孫中山的信徒或是左派信徒的說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張老師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性革命的一環，蔣渭水想拿中國經驗來台灣做借鏡，在蔣渭水死之前，他從來沒有提過回歸中國的說法。對於日本，蔣渭水認為台灣人可以做為日華親善的媒介，推動世界和平。因此，蔣渭水也沒有台灣人要脫離日本的主張。
〈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與文化變遷〉，本文應該是馬關條約一百年，1995年的演講手稿。反省台灣應該站在什麼立場思考台灣的歷史，建構台灣的文化。但是不清楚在哪裡的演講。
歷史是有連續性的。站在台灣以及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台灣史的變遷，才能建立台灣主體歷史。日本統治台灣，帶來政治文化變遷。解釋台灣的歷史如果掉過這一段，將無法了解台灣人在此段時間的努力與成長。國民黨政府否定日本統治時期的變遷，移植中國史到台灣，並建立威權政權。台灣人在1920年代思考台灣的前途，受到30年代的壓迫，無法繼續運動。國民黨來台，經歷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灣人不敢思考國家定位問題，台灣的歷史任由政府憑空虛造。一直到1989年代以後台灣人才又思考台灣地位問題。但是要站在什麼立場思考台灣的歷史，這是本文關心的。
張老師的文章一向簡單扼要，條理清晰，少有複雜的理論。這是他想用簡要清楚的方式推廣台灣史，力求大家能夠了解，能普遍推廣。因此，不要沉浸於複雜理論中。在史觀上，他思想一貫，要站在台灣的立場，同時也不要忽視國際潮流，力求建立台灣主體史觀。所以，他不但強調與大眾接觸，搜尋地方史料，也重視國外史料的蒐集。
讀此書，就像又聽到張老師快樂的談台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