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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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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炎憲老師的自畫像
何義麟／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炎憲全集》第9冊是收錄張老師的隨筆、散文、詩作，以及時事評論與故人追思或人物小傳等文章，還有一小部分是未曾發表過的手稿。從這些文稿中，可以清楚看到張老師奉獻台灣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如何從一個純樸的歷史系學生，逐步成為一位英勇無比的台灣史研究之開拓者。在本冊中，我們可以看到老師對島嶼的愛戀及對家人、師長與友人的關愛。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一冊是一幅「至死不渝」的台灣主體意識建構者之自畫像。要了解張老師的內心世界，建議從這一冊開始讀起。
本冊的文稿大致可區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留日時期的政論，第二類是追思或介紹台灣研究先驅人物、政治人物、白色恐怖受難者之事蹟，第三類是感時抒懷的新詩，以及不同時期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來的隨筆與札記。在留日時期的時事評論中，我們驚覺，原來張老師曾經冒著無法預知的風險，使用筆名在黨外雜誌中發表文章，而生前他從未刻意提起這件事。筆者在跟隨老師的求學階段，在某次特別的機緣，獲得老師本人親口證實曾經使用的筆名發表相關文章。老師過世後，詢問師母及眾親友，除了李筱峰老師之外，無人能說明其中的詳情，老師謙沖的胸懷實在讓人敬佩。
根據年表顯示，張炎憲老師1975年10月赴日留學，隔年正式進入東京大學博士班就讀，1977年2月起開始擔任《自立晚報》的特約駐日記者。這項工作是兼職的工作，不需像一般專職特派員必須迅速傳送新聞稿，而是撰寫深度分析評論的特稿。從目前彙整的稿件可以發現，他透過閱讀日本報刊與撰寫政論的過程中，不斷地廣泛吸收新知，並培養出甚具前瞻的國際觀與世界觀，例如，他的政論稿中包括：〈美國人的日本觀〉、〈日蘇領土糾紛錯綜複雜〉、〈南太平洋的新動向〉、〈日本防衛爭議與東北亞軍事情勢〉等，各種分析國際局勢的文章。消化吸收並評述這些的資訊，必然可以豐富其學養，並提升撰稿能力。除此之外，我還閱讀到這些政論文章呈現出來的特色在於，其論述都是以台灣為立足點，並逐步地建構出其身為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例如，在〈《陳若曦作品集》日譯本出版了〉一文中，他說：「乍然相見，真是驚喜交加，戰後在台灣成長的作家的作品，終於也被譯成日文了。」然後他批評說：竹內實是為了解中共實情而翻譯，不是因想了解台灣文藝界而翻譯。戰後30年來，台灣出版的文學作品所流露出來的鄉土感情或是時代意義，一概地被日本文學界漠視，怎不令人感慨。接著，他肯定竹內實對陳若曦作品呈現從憧憬到失望的變遷過程的分析之後，表示：「（竹內）卻無法體會出身於台灣的人，一經出國，受到外界的挑戰，漸漸迷失了自己的方針，產生消極、抗拒、失望與挫折，這些心路歷程的寫照，比對中共的見證或抗議，可能更能代表這一代在台灣成長的知識分子的困惑、迷失，以及缺乏自我肯定的主體性的意義。這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現代史，也有值得研究探討的必要。」這是當年海外台灣青年非常深刻的反思，絕非一般駐日記者或特派員能夠提出的論述。而他主張應該探討海外台灣人心路歷程之「活生生的現代史」，則充分展現在其日後策畫出版「青春、逐夢、台灣國口述歷史系列」的成果之中。而且，他以這些研究成果告訴我們，許多台灣青年是如何地在海外苦思奮鬥，持續追尋獨立建國之路。
這些政論文章，當然也反映了國際局勢與日本當時的政經情勢，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然而，閱讀這些文章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他撰寫這些政論的時代背景，亦即當時台灣內外情勢的變化，以及他如何同時投稿黨外雜誌等問題。1977年7月起，張老師開始在《自立晚報》發表政治評論的特稿，同年11月發生中壢事件，隔年底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直到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黨外運動聲勢日益壯大。高雄事件發生後，隔年接續發生「林宅血案」，還有1981年「陳文成命案」等。這段期間，雖然黨外勢力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是美國、日本等海外台灣人團結一致，串聯起來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過去也曾聽說，這時候留日的張老師也展開聲援的行動，積極聯絡日本與美國等地的留學生。這些事蹟尚待探究，在此僅舉其政論之變化，介紹他如何關懷台灣民主化運動。
1979年8月，張老師以「徐南傑」的筆名，投稿由康寧祥創辦的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發表〈金大中事件與韓國民主化運動〉一文，詳細說明金大中在韓國追求民主化的奮鬥過程，論述中可以明顯感受，他亟欲參照韓國民主運動經驗之心情。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筆名，後續還用這個筆名在同系列黨外雜誌的《亞洲人》發表兩篇文章。而後，1981年2月12日，《自立晚報》上刊出由他撰稿的〈從日本看金大中事件〉一文，同樣是關注韓國民主化的政論。這篇文章長度只有前述黨外雜誌投稿一半，內容也偏向「光州事件」後金大中再度被捕的時事分析。兩篇文章可以互相呼應，但明顯可以看出黨外雜誌的投稿，大致上是比較能暢所欲言，並直率地提出評斷。兩篇文章共通之處是，不斷思索如何借鏡韓國經驗，企圖藉此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這次的探索經驗，應該也是促使他在1987年9月，選擇到韓國進修半年，並觀察其國會選舉與民主化進展的原因吧！張老師是台灣的韓國研究之先行者，並早已具有相當豐富的學養，這方面曾獲得台灣的韓國研究專家之肯定。
黨外崛起的年代，海外學子都必須繃緊神經，面對國民黨的監控系統。因此，用筆名發表文章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張老師除了使用「徐南傑」，也曾使用「李楓」的筆名，投稿到《中國論壇》；還曾用「張府城」的筆名，投稿黨外發行的《台灣文化》雜誌。是否還有其他筆名，目前還無法確定。僅就現今可以找到的政論文章來看，有一篇未發表（或刊處不詳）的遺稿，非常值得注意。這篇在1983年撰寫並署名「介仁」的政論，題為〈空想的民族主義是沒有用的〉，文中嚴厲地批判香港的言論界，認為他們不應該在談到台灣問題時，往往以大一統的大義名分，越俎代庖地認定，台灣一定要被中國統一，回歸祖國。因此，他指責香港言論界是獨裁者的工具，同時呼籲港人必須拋棄空想的民族主義，認清人民才是歷史發展中的主人，並思考自身安全與未來的發展。對照香港今日的情勢，他在30多年前的評論，不僅見證了這段歷史發展，甚至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冊第二類是收錄許多人物小傳與追思故人的文稿，主要包括表彰台灣史上重要人物、台灣研究先驅者，以及介紹政治社會運動者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文章。而有些則是曾共同攜手的街頭運動者過世後，發表的追思紀念文章。這樣的撰稿活動，看似平淡無奇，但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筆耕活動，確實發揮了披荊斬棘開拓台灣史研究的功效。此外，一些介紹或追思街頭運動健將的文稿，同時也有效地聲援了同時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者，這部分是很多學院派的學者所望塵莫及之處。以介紹台灣研究先驅為例，包括楊雲萍、曹永和、王詩琅、王世慶、劉枝萬、劉金狗等師長輩人物，都在他的宣揚之下，受到更多新生代研究者的關注。日本的台灣研究者，包括早期的伊能嘉矩、中村孝志，以及戰後世代的石田浩等，都在他積極介紹之下，跟台灣學界有更緊密的連結。這樣的人物介紹，對於推動台灣史研究，必然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其實，張老師筆耕介紹的人物不僅限於學者，他介紹眾多政治社會運動家的事蹟與理念，應該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力。這些人物包括，屬於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歷史人物蔣渭水、連溫卿、黃旺成、陳逢源、施乾，還有戰後才顯露頭角的郭雨新、陳少廷、王育德、黃昭堂，以及外省籍的雷震等知名人士，甚至還有許多位默默無名的小人物。從這些他介紹的眾多人物群像，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張老師的學術研究志趣，以及投入追求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堅定意志。
這些人物介紹的文章中，他以筆名「張府城」，撰寫〈至死不渝的台灣人── 王育德先生〉一文，相當具有代表性。這篇文章刊登於1985年11月發行的《台灣文化》雜誌第3期，追思病逝於東京的王育德先生。可能因當時王育德還被列入黑名單，故必須使用筆名，並只能投稿到黨外的刊物。藉由這篇文章可以知道，張老師對王育德的景仰，以及兩人在學思方面有緊密的連結。從1975年起，王育德開始投入支援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補償運動，並在1980-1985年間，主編《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訴訟》之資料集。而張老師則曾以筆名「徐南傑」發表：〈道義的控訴，無情的判決── 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補償請求〉（《亞洲人》2卷6期，1982年5月），其資料來源應該就是王育德主持的「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日後，他撰寫正式的人物評傳：〈語言學家兼政治運動家── 王育德（1924-1985）〉，對王育德有更完整的介紹，這篇文章收錄於《台灣近代名人誌》第5冊。老師對王育德的評語，如今也適用在他自己身上，我們可以說，張老師是「至死不渝的台灣人」，或是稱他為「歷史學家兼政治運動家」。
全冊的第三類是感時抒懷的各類文稿，包括新詩、隨筆與親人互動的文章等，其中還有許多未刊稿，藉此可以看出，張老師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的讀書人。例如，〈八掌溪與童年回憶〉談到兒時生活記憶，有一篇〈我的父親〉，則是藉由其長子翰青的角度，表達他與師母兩人對子女的關愛，還有愛女芳瑜婚禮致詞手稿與請柬等，都是真情流露的作品。當然，也有感懷師恩的紀念文，例如寫於2002年〈追憶先師田中正俊〉，2012年〈愛與堅持── 悼念徐先堯夫人〉等。還有一系列的隨筆雜記，也完整地呈現出他感性的一面。僅限本冊來看，1970年的服兵役期間所寫的〈南台灣遊記〉，是他最早發表的遊記隨筆。1975年抵達日本後，他依然保持提筆寫景抒懷的習慣，隔年起還持續投稿東京大學同學會刊《暖流》，直到返國那一年，從未間斷。從1976年發行的第18期，一直到1983年發行的第24期（1978年未刊）為止，都可以看到他所發表的留學生活感懷，藉此可以讓我們了解其異國留學的心境。
然而，戒嚴體制下的噤聲年代，海外留學生圈的言論也受到限制，張老師的留日雜記，當然也無法暢所欲言。透過前輩的解說，我們才能得知，他在東大留學期間，校園內正好展開一場建構台灣主體意識的鬥爭。其中令人驚訝的事件為，1979年初「東大中國同學會」被改名為「東大台灣同學會」，而張老師就是在背後成功地主導更名的關鍵人物。雖然，在時代環境的侷限下，這件事完全無法在文稿中展現，但交錯比對同時期的文稿後，應該不難體會他積極建構台灣人主體意識的企圖。例如，東大留學時期的筆記〈我曾經〉，就明顯透露其覺醒的過程，批判性地寫出：「我曾經是個：家庭的好孩子，學校的好學生，社會的好公民，軍隊的好軍官。卻不敢：不敢說我是台灣人，不敢討論台灣問題，不敢不說對政治沒興趣。」這樣的反思批判，著實令人感佩。
未刊稿中有些可視為備忘錄，其內容是一種歷史的證言，在此清楚呈現張老師堅定的台灣人意識。例如，1979年未刊稿〈與康寧祥兩次見面感想〉一文，可以見證他應邀為《八十年代》寫稿的經過，其中提到介紹他認識康寧祥的「鄭さん」，應該就是鄭欽仁老師。再者，1993年〈張昭鼎教授的深夜電話〉，則提到張昭鼎對於傳言戴國煇將接掌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之憂心，這件事也是歷史內幕的見證。不論實情是否有落差，也不管外界如何評斷，還原這樣的歷史情節，主要目的只是想呈現張老師對台灣前途的思索與憂心。
身為台灣史研究者，張老師抱持一種使命感，這樣的信念反映在1986年5月《台灣文藝》100期〈返台兩年── 兼談台灣史的研究方向〉一文，以及1990年9月18日《中國時報》〈台灣史與我〉等文章中。返台兩年，1986年時對台灣史研究發展的前瞻表示：「歷史研究本就充滿人文主義的精神。不僅關懷古人，也需關懷現今的人與社會。台灣史的研究，必然地要以這塊土地以及生存於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為對象，去關懷，去探討。固然台灣歷史的發展，與中國、日本、歐美、和第三世界都有或深或淺的關連。絕對不能固步自封的研究，而要整個世界發展的眼光來看台灣歷史的進展，以確立台灣史應有的地位，讓生息於斯土之民產生自尊自信。」而後，他確實抱持這樣的信念，在開拓台灣史研究領域方面，奉獻極大的心力。
跟張老師有深交的友人，應該都可以感受到，他行事風格的特色是，具有堅定的「台灣人意識」，以及決心持久投入「台灣史研究」的毅力。有關台灣史研究的執著，已如前述。對台灣人意識的堅持，可參考：2009年6月2日心情筆記〈做一個恢宏大志的台灣人〉，以及2012年10月發表於原貌文化協會會刊《原貌》18期〈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等文章。綜觀全冊，最主要的關鍵詞還是「台灣史」與「台灣人」，或許這也可以適用於全集各冊。總而言之，透過展閱本冊，必能很快地認識張老師的志趣、理念與人格特質，並且有助於更深入理解全集各冊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