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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張炎憲 著 |
簡介│目次│ 鄭麗君序 │吳樹民序 │ 林琇梨序 │ 戴寶村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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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相感，懷念炎憲
吳樹民／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
歷史是無法離開國家的，台灣的未來若沒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歷史會隨人去寫，或許可以留下一些足跡，但也有可能會被燒掉。不過，台灣一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人的歷史就是台灣人在寫的。我想，這套《張炎憲全集》近200萬字作品的出版，正說明了他對「台灣人的歷史要台灣人自己去寫，台灣的歷史要改變，要台灣人自己去改變」的堅持與具體實踐。
我是醫生出身，不是讀歷史的，我的實踐方式與讀歷史的炎憲有所不同，但我們卻在共同的目標、在基金會這個平台、在街頭、在社會運動團體中，攜手合作，成為彼此欣賞、彼此相感的朋友。
回顧20多年共事的記憶中，主要除了共同為基金會募款，以協助他規劃的各種計畫案能順利推動外，也在他的影響下，走訪父親吳三連先生日治時期的戰友與其家族，開啟對早期台灣人家族史料的保存。記得，我和他一起拜訪過吳新榮家族、楊肇嘉家族、蔡培火家族等。像這類的思考方向，都是從炎憲那邊來的。我只是做一個基金會的代表，讓專業的他帶著我去做這些事情。雖然是因為過去父親和那些人的關係，才有辦法牽到線，不然突然要去和人家講到這些，是很難的。但也因炎憲的想法與貫徹想法的意志力，才能繼續去做這些事，這也就是《蔡培火全集》、《楊肇嘉留真集》和《吳三連全集》出版的由來。
吳新榮先生的家族和我們家，算很熟。印象很深刻的是，小時候我和三哥凱民去台南，原先要坐巴士去中洲，但聽到「下中洲」就下車了，下錯站之後，不知下一班巴士幾點才會再來，所以就決定用走的，走到離中洲最近的佳里。路上向田庄的兄哥問路都說再一段、再一段，我們走了約2、3個鐘頭，走到吳新榮先生的家已經是下午1點多了。那天還下大雨，吳新榮先生為了我們，叫了飯菜來吃，讓我印象很深刻。他的公子吳南河先生是我高醫的前輩，是一樣有台灣心、志同道合的人。以前自立報系每次去台南辦鹽份地帶文藝營時，都以他們的醫院作為突發狀況時的醫療所。我們兩家兩代間有很深的交情。後來也因炎憲積極的聯繫，並親自走訪佳里，吳新榮先生的藏書，順利地運到台北，捐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台灣史料中心典藏。
楊肇嘉先生那批資料，也是我和炎憲一起去和他們的子孫接洽的。小時候，父親若要去台南，中午一定會經過清水，都去楊肇嘉先生的家中吃飯休息，父親和楊肇嘉先生的交情，是很深的。蔡培火先生也是父親常往來的好朋友，他和楊肇嘉先生兩人都是在體制內服務，雖然蔡培火先生言談間的黨國思想較濃，立場殊異，比起來楊肇嘉先生較親切、豪爽，但我知道父親和楊家、蔡家的關係深遠，遠超越這些。而這些老一輩台灣知識分子之間，彼此信任、諒解、相知相惜的情感，或是在政治壓力下不同社團之間的競爭與聯合，正是炎憲關注與研究興趣之所在。
此外，炎憲不辭辛勞，每年走訪海外各地，以台獨聯盟盟員為核心，努力地為過去戒嚴時期在海外堅持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夢想的人建立口述歷史資料庫，並逐步出版，也是我樂見與欣賞的。我很早就開始參與海外的台獨運動，大概是1972、73年，台獨聯盟的楊宗昌先生和陳南天先生他們來找我募款。我忘記捐了多少錢，用美金支票，當時一般人都不願留下個人真實的資料，因此不會用支票，但我憨憨地開個支票給他們。我和台獨聯盟的關係是從這開始的。
到美國留學後，我的思想馬上就改變了，應是父親的關係，他沒有政治禁忌，也不曾叫我們不要去參與政治。另外是在我要出國前，我的二哥得民在堪薩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ansas）任教，當時中國文化革命盛行，全國大混亂，一個台灣來的留學生在報上說：「國民黨政府可藉機反攻大陸收復大陸。」有學生報記者問二哥對此事的看法，二哥說：「國民黨政府壓迫台灣人，台灣人不會願意替壓迫自己的政府打戰當砲灰。」這段話刊登在學生報紙上，馬上就傳回台灣，因此二哥被列入了入境台灣的黑名單。當時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梁永章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他說：「你兒子在美國寫了對政府不當的言論，請注意一下，無則嘉勉，有則改之。」父親就說：「這是事實啊！」。這些都影響了我。
去美國第二年，我選擇去堪薩斯市，領事館的人知道我要去堪薩斯，是要去就近二哥，所以領事館的總領事叫我去，說二哥對政府的言論不當，國家正在困難時，叫我去那要好好勸一勸他。那時在美國的所有台灣人，差不多都這樣被監視中。但自此我就積極參與台灣同鄉會、FAPA、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人醫師協會等等的成立並積極參與活動。
回到台灣是1989年，那時父親已經過世了，開始籌備建立台灣史料中心，從此才開始認識了歷史界的人。我和炎憲的認識，是緣份。按照教育部規定，籌設基金會的董事成員，需有三分之二的學者專家。我和很多董事都是透過向陽先生的關係連起來的，炎憲是向陽陪我去中央研究院找的，這是25年前的事了，記得他很爽快地就答應了。我對炎憲敬佩的是，他一路這樣走來，都沒有改變。他的堅持是很清楚的，就是台灣人的歷史要台灣人自己來解釋，這已經很清楚地表達在他的行動上了。後來炎憲去做國史館館長，離開8年間，還是很積極地在參與基金會的活動，像是和北社一起做一個台灣文化日。這一切在在展現他基本的對歷史的看法及價值。離開國史館後，除了去教書外，幾乎都將時間用在我們基金會內，在基金會期間，炎憲完全是義務幫忙。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很積極地推薦他去做台灣社社長，他從來不曾拒絕過我。我覺得這是炎憲的使命感，大家都知道這些是沒有什麼利益的，完全是犧牲奉獻，奉獻他的時間去推動教授協會的活動、推動基金會的活動，甚至台灣社的活動，我想這些都增加他很大的負擔。
台灣解嚴之後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雖然我們屬於學術中人，但也都積極參與其中，炎憲主要參與之社運團體是歷史文化界，我則主要是醫學界、外交界及獨派政治團體，然而因為同屬台灣派之團體，所以在起造台灣新國家的大方向一致，各自在不同領域努力，畢竟建立新國家需要各個面向的建構方能成功，我們共同參與很多政治社會運動，所有的街頭運動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只是在活動中分屬不同團體而已，其實是萬流歸宗，殊途同歸，大家其實是在台灣建國的道路上互相提攜一起前進的。
2017年的今天，回顧過去30年台灣民主化過程，台灣人的建國可謂好事多磨，台灣人歷史的重建的困難，更不遑多讓，但炎憲常說這正是台灣史及台灣人歷史最迷人之處！！
基金會能在炎憲逝世3週年前夕出版他的全集，要感謝以各種方式支持著《張炎憲全集》的所有人，也感謝炎憲的學生們將他的心血彙整成冊。在基金會、在街頭、在炎憲以寫歷史建立台灣人自己的歷史這條道路上，能遇見他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能與他同行多年，相知相感，是我的榮幸！
